當前位置:
|
||||
|
|
“官二代”是集體世襲 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干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員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待在家里，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 新京報：你曾提出“集體世襲”這一概念，這和“階層固化”什么關系？ 楊繼繩：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也可以稱為繼承）的另一種說法。 社會階層世襲，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有人以為集體世襲是指官員子弟的，實際上我說的是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官員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的確社會上還有一種利益機制，讓官員子弟可以依靠父輩掌握的公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 新京報：具體指什么？ 楊繼繩：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經濟市場化了，很多領域，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對經營者來說，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財富。在這種情況下，與官員有關系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的重要資源。官員子弟最接近權力，他們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為富翁。 新京報：實際上是一種交易。 楊繼繩：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干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員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待在家里，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官員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官員子弟，讓官員子弟升官發財→讓官員子弟升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的說法，其實，現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說法，就是“集體世襲”的結果。 教育不公阻礙“窮二代”向上流動 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未能成為“中產階層的孵化器”，卻使得一些貧困者更加貧困。所以，出現了很多人棄考的現象 新京報：那么，“窮二代”是怎樣形成的呢？ 楊繼繩：“窮二代”也是一種世襲，是被迫的世襲。教育是提高人們社會地位的重要階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帶有基礎意義的社會公平。教育資源分布很不均等，農村和城市，市區和郊區，東部和西部，教育資源差別很大，處于西部的或者農村的孩子很難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邊緣，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大學來自農村的生源減少，來自城市的生源增加。從綜合情況看，高等階層的子女比低等階層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和更優越的受教育條件。弱勢階層的子女獲得教育機會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條件要惡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將會使得低階層的下一代很難向上流動，使社會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續和發展。“窮二代”就是這樣形成的。 新京報：貧窮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況下，即使考上好大學，畢業后也很難進入高階層。 楊繼繩：是呀，原來都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現在，由于中上層社會地位的職務被世襲了，所以現在即使得到高的學位，也難找到好的工作，知識改變命運經常行不通了。 工農子弟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找到一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最近兩年出現了“蟻族”一詞，所謂“蟻族”，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他們的特點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窮人孩子，上學費用有的用盡了家庭的積累，甚至欠了債，大學畢業后他們面臨的緊迫任務是拿工資還債。一旦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未能成為“中產階層的孵化器”，卻使得一些貧困者更加貧困。所以，現在很多人棄考，不參加高考了。 新京報：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從低階層流動到高階層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這個變化是怎么發生的？ 楊繼繩：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階層流動快有制度改變的原因，即改革開放。隨著改革開放，政治身份的廢除，私有經濟的恢復，個人自由度的擴大，創造了大量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 就個人提高社會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較大，先賦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賦性因素擴大，即世襲問題開始變得嚴重了。 為什么先賦性因素加強了？經濟市場化了，行政權力不僅保持著計劃經濟的狀態，還有強化的趨勢。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筑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不匹配。再加上市場經濟還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的漏洞。權力進入了市場，控制了市場，就形成了階層世襲的利益機制。 |
| [發布者：yezi] | |||
|
網友評論:(只顯示最新5條。評論內容只代表網友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