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為孩子上這個課外輔導，我已經花了幾萬元了，可效果并不明顯，很多情況和當時承諾的不一樣。”10月26日，來自北京東城區的家長張先生氣憤地告訴記者。 連日來，記者調查教育培訓這個被功利化應試教育催生出來的龐大市場，發現很多培訓機構良莠不齊，亂象迭出，特別是虛假宣傳現象已是十分嚴重。 研究生包裝成資深教師 10月26日，記者來到了北京師范大學附近的一幢寫字樓，北京一所全國性教輔機構在這里設置了教學區。 記者在現場發現，家長關心的是什么樣的老師，價格是多少，提供怎樣的服務。而咨詢師則強調一定要帶孩子來，根據孩子的特點進行“對癥下藥”，但拒絕透露老師的詳細信息，只是強調自己和各個學校的名師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他們甚至可以根據學生報出的學校、姓名和班級直接和其任課老師取得聯系。 據咨詢師王女士介紹，一般來說一位老師的課時費在130元，課時量會根據他們對學生的測試情況來進行安排。記者調查了解到，由于各個學校對老師進行有償家教都進行了限制或禁止，這些教輔機構很難請出各個學校的一線名師，但幾乎每個教輔機構都打出了“一線名師”的旗號。 在一家中小學課外輔導機構的網站上，赫然寫著北京市骨干教師、特級教師的名字，該網站宣稱這些名師都是該機構“一對一”個性化輔導中心的老師。然而，在另外一家輔導機構的網站上，記者又再次看到了這些名師的名字被寫在網站“一對一”名師風采宣傳欄下。這意味著一位老師將會在同一時間給兩家不同的輔導機構學生做“一對一”輔導。 在一家“一對一”輔導機構的招生簡章的最顯著位置上，列出了該機構的五大優勢，其中第一條就是“師資強，擁有眾多名校一線在職教師”。而進入到該輔導機構的網站，網站首頁中也確實列出了眾多的所謂一線在職教師，不過所有列出的教師并沒有出現他們的全名，在教師簡介中只是出現了諸如“北京八中劉老師”、“北京四中王老師”、“101中學陶老師”等模糊的字眼。 “家長想點名是不可能的，他會告訴你學生的基礎不好，這些名師起不到作用。實際上這些名師基本沒有參與過輔導，只是幌子。”一位已經離開教輔機構的專職教師告訴記者，她只是一名師范類院校的研究生，在經過簡單培訓后就被包裝為“金牌資深輔導教師”。 只為緊盯家長的錢袋 在北京，很多家長為了培養孩子參加課外輔導花費了大量金錢，教輔機構因此賺得盆滿缽滿，一些教輔機構甚至已經成為上市公司。 “就一年，一輛車的錢都砸進去了。”搞收藏品生意的劉先生說。 教輔機構為何如此火爆？ 功利化教育是催生這個市場的最主要需求，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專家熊丙奇一語點破。 張先生的孩子在北京某名牌中學讀書，可由于貪玩等原因，成績一直不理想。學校老師的獎金和升學率有著直接關系，為了不讓他的孩子拖班級后腿，老師幾次暗示張先生將孩子轉走。無奈之下，他只能寄希望于教輔機構。“學校給的壓力實在太大，不得已為之。” 在無限的焦慮中，他帶著孩子走進了教輔機構林立的翠微大廈。張先生告訴記者，在各種環節中，咨詢師十分關鍵，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讓家長從口袋里掏更多的錢。“態度十分熱情，可是眼里滿是欲望。一節所謂特級講師的試聽課就花去了800元。” 已為孩子花去5萬多元的張先生介紹說，咨詢師會將家長分為“愛錢型”、“關注成績型”、“好糊弄型”分類進行攻關，主要目的就是將家長口袋里的錢掏出來，并不負責最終成效如何。 一位已經離職的老師告訴記者，“一對一”教師其實要分成很多檔次，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做“一對一”輔導，他們的費用大概是每小時150元；一線在職教師費用普遍在每小時350到500元；如果一線在職老師有一定知名度的話，每小時的費用會在500元至800元乃至更多。因此，有的輔導機構會打著名師的旗號來做招生宣傳；也有的輔導機構會把一些普通老師包裝成名師，目的就是向學生收取更高昂的課時費。 咨詢時熱情接待，掏錢前過度宣傳，事后埋怨孩子不努力幾乎已成為課外輔導機構的固有模式。 王翀讓孩子參加了某輔導機構的“一對一”輔導，輔導機構的負責人聲稱他們這里匯集了眾多北京名校退休教師，不過這次輔導經歷卻讓王女士感到非常不愉快。“給孩子選報了‘一對一’輔導，結果課程上到一半，老師居然就消失不見了。至于這個老師為什么會離開，我和孩子一點都不知道。”而最讓王女士感到氣憤的是，當她向輔導機構討要說法的時候，輔導機構居然以沒有簽訂合同為由拒絕了賠償，僅僅向王女士退還了一半的學費。 張先生告訴記者，“現在做‘一對一’教師的基本上是‘北漂’的老師，經常能看到有些輔導機構宣傳‘一對一’教師是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北京市重點中小學校的名師，但是家長只要稍微去核查一下就會發現，其實這些都是輔導機構的虛假宣傳。” 熊丙奇告訴記者，現在民辦教育機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師資力量的競爭，有些機構很難聘到當地的教師，如果他們邀請中西部的教師，尤其基礎教育質量高地區的教師，這樣就能用低成本聘請到一些非常優秀的教師，而對于外地教師而言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 要把宣傳承諾寫在合同上 據北京消協的數據，目前民辦教育機構虛假宣傳的投訴量逐年上升。北京市消協副秘書長屈建輝指出，某些媒體廣告中經常涉及有“名師”之類廣告詞，但目前對中學教師評定一般為一級、二級、三級、高級，從來沒有“名師”這一說法；另外還有些培訓機構在宣傳中承諾可以提高30分或50分，而具體如何評定，以及這個承諾是否可以準確反映教學效果等在合同條款中并沒有反映；往往增加“30分”或“50分”對于家長來說具有很大吸引力，最終，雙方都投入了較大精力和時間，但最終效果不理想該怎么辦？因此，以上這些夸大宣傳、承諾性內容以及不科學的表述方式是引發投訴問題的類型之一。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教輔市場開始形成時的門檻很低，投入10萬元租幾個房間，雇傭兩個咨詢師，再配上一些所謂名師的幌子就可以辦學，一旦有問題就卷款跑掉，而且一直存在偷稅漏稅的現象。 張先生告訴記者，很多家長花去了幾萬元的學費，一般教輔機構都不會給發票，如果索要，他們會制造一些人為的小障礙，“我孩子參加的那個輔導機構一年流水可達1個億，這是多么大的稅源”，“現在招生虛假宣傳越來越厲害，希望有關部門能管管”。 北京市消協有關負責人也提醒廣大家長，在假期為孩子選擇培訓機構時，不要受虛假宣傳誤導，應注意查看培訓機構的主體資格，看是否具有承辦教育培訓的相關資質，對其宣傳要逐一進行核實，尤其是教師的選擇、課程的設置和費用的收取。同時，要注意保存好與培訓機構簽訂的合同、協議以及發票等，在權益受到損害時向有關部門投訴舉報。 目前困擾教育投訴糾紛的頭號難題就是舉證的問題。漢良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胡益華認為，在教育糾紛中，很多虛假和不實的宣傳都是口頭的，很難留取證據，這就給調查處理工作增加了難度。他告訴記者報名參加各種培訓機構的時候，不能輕易相信經營人員的口頭承諾。在洽談時，或者是有朋友做證人，有條件的話也可以對經營人員的承諾做錄音。最重要的是，為了確保他們能履行相關承諾，在簽訂合同時一定要把他們的口頭承諾也寫在合同上。 “為孩子上這個課外輔導，我已經花了幾萬元了，可效果并不明顯，很多情況和當時承諾的不一樣。”10月26日，來自北京東城區的家長張先生氣憤地告訴記者。 連日來，記者調查教育培訓這個被功利化應試教育催生出來的龐大市場，發現很多培訓機構良莠不齊，亂象迭出，特別是虛假宣傳現象已是十分嚴重。 研究生包裝成資深教師 10月26日，記者來到了北京師范大學附近的一幢寫字樓，北京一所全國性教輔機構在這里設置了教學區。 記者在現場發現，家長關心的是什么樣的老師，價格是多少，提供怎樣的服務。而咨詢師則強調一定要帶孩子來，根據孩子的特點進行“對癥下藥”，但拒絕透露老師的詳細信息，只是強調自己和各個學校的名師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他們甚至可以根據學生報出的學校、姓名和班級直接和其任課老師取得聯系。 據咨詢師王女士介紹，一般來說一位老師的課時費在130元，課時量會根據他們對學生的測試情況來進行安排。記者調查了解到，由于各個學校對老師進行有償家教都進行了限制或禁止，這些教輔機構很難請出各個學校的一線名師，但幾乎每個教輔機構都打出了“一線名師”的旗號。 在一家中小學課外輔導機構的網站上，赫然寫著北京市骨干教師、特級教師的名字，該網站宣稱這些名師都是該機構“一對一”個性化輔導中心的老師。然而，在另外一家輔導機構的網站上，記者又再次看到了這些名師的名字被寫在網站“一對一”名師風采宣傳欄下。這意味著一位老師將會在同一時間給兩家不同的輔導機構學生做“一對一”輔導。 在一家“一對一”輔導機構的招生簡章的最顯著位置上，列出了該機構的五大優勢，其中第一條就是“師資強，擁有眾多名校一線在職教師”。而進入到該輔導機構的網站，網站首頁中也確實列出了眾多的所謂一線在職教師，不過所有列出的教師并沒有出現他們的全名，在教師簡介中只是出現了諸如“北京八中劉老師”、“北京四中王老師”、“101中學陶老師”等模糊的字眼。 “家長想點名是不可能的，他會告訴你學生的基礎不好，這些名師起不到作用。實際上這些名師基本沒有參與過輔導，只是幌子。”一位已經離開教輔機構的專職教師告訴記者，她只是一名師范類院校的研究生，在經過簡單培訓后就被包裝為“金牌資深輔導教師”。 （工人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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