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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年輕化很正常”

　　接受專訪稱在人才斷層的背景下 60后一代學者提前“上位”

　　12月8日，中國工程院公布2011年院士增選結果，中國工程院9個學部共選舉產生54名新院士。新當選的院士平均年齡為56.7歲，其中60歲以下38人，占新當選人數的比例從2007年的42.4%、2009年的66.7%，增長到70.4%。其中，46歲的武漢大學(招生辦)測繪學院院長李建成，成為中國工程院此次新增選院士中最年輕的一位。顯然院士越來越“年輕化”了。對此，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旭日干表示，“院士年輕化是必然趨勢”。

　　事實上，早在2009年發布的《中國兩院院士調查報告》就顯示，“50后”院士已成為中堅力量，“60后”院士開始嶄露頭角。李建成也認為，今后幾年，40多歲的院士會越來越多，究其原因，不容忽視的因素是上世紀出現的兩個“人才斷層”。

　　上世紀80年代考進大學，到博士畢業，再留校任教，做科研……李建成的簡歷幾乎是中國大多數“60后”學者的典型。

　　“60后”學者是幸運一代

　　“相對來說，我這一代很順利，不像很多前輩，受文革影響很大。”李建成說，上個世紀，受文革影響，學術界出現了斷層；而改革開放后，一大批優秀人才出國，又產生一個斷層。“兩個斷層，給我們60年代出生的人創造了機會。”

　　其實，早在成為“最年輕院士”之前，李建成已經感受到成為最年輕一批教授、最年輕一批博士生導師的滋味。1995年，30歲出頭的李建成直接從講師破格晉升為教授，3年后被評為博導。在常人看來，這似乎是難得的年少有為。但他坦言：“我那一代人，真的是遇到好機遇。”

　　“我當時能破格晉升為教授，很重要的原因是，70年代末上大學的一批優秀人才很多都出國了，大學里出現人才斷層。這是那個年代的特殊背景決定的，應該說是一種幸運。”他說。

　　年輕院士之所以引人關注，似乎也與公眾的先入為主有很大關系。長期以來，由于當選者的年齡層次，公眾似乎已經習慣了科學家必須要到一定年齡，才夠“分量”獲得院士榮譽。

　　對此，李建成表示，過去增選的院士年齡層次普遍偏高，主要原因是在補歷史欠賬，“我國院士制度從1955年開始，1957年增選一次，然后一下子就到了1980年才再次增選，下一次是跨越到1991年。現在才比較正常，兩年增選一次。但之前積壓了一大批年齡比較大的科學家，因此直到最近幾年，新增選院士的年齡才逐步正常化。”

　　然而，由于“人才斷層”造成的“60后”學者提前“上位”，似乎也對“70后”學者造成不小壓力。李建成坦言，“我這個年齡段提前升上來，在未來還會有相當長的一個工作時間，或許對70后的一些科學家又是一個壓力。要處理好這一現象，首先從科學家自身來說要自律，要注意培養年輕一代，實現學術的傳承。同時，這也要引起社會的關注。”

　　不過，作為“70后”，生于1975年的武漢大學測繪學院教授張小紅卻表示樂觀。他認為，盡管學術夾心層確實存在，特別是生于上世紀70年代上半段的學者既沒有趕上“60后”學者的機遇，又遭遇70末80初這一代更年輕學者的“追擊”，但“應該不會再出現斷層了”，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學者年齡段之間的差別應該會越來越模糊，年齡也應該不再是評價人才的標準。”

　　“在學術的路上永遠年輕”

　　“雖然大家都稱我是年輕院士，實事求是地說，從年齡上講，我已經不年輕了。但在學術的道路上，我感覺自己還是一名新兵。”李建成對未來的學術發展依然充滿期待。

　　有研究表明，25～40歲是人生體力和腦力的黃金時期，是人最具創造力和最可能出杰出成果的時期。據統計，在20世紀的100年中，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共159人次，他們做出自己的代表性工作的年齡分布為：30歲以下的占29%，30～40歲的占67%，40歲以上的僅占3%。

　　“我個人的觀點認為，以數學這個學科來說，一般30歲就要出成果，作為工科，最容易出成果的就是35歲到45歲這一階段。其實人一生最輝煌的年齡就在30~40歲，隨后體力腦力都逐漸下降，這是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而以往，我們可能習慣了大器晚成，但那其實正是老一輩科學家的坎坷之處。”

　　在張小紅看來，李建成那一代學者的幸運，還體現在當他們處于科研的起步階段時，“量化考核”之風還沒有席卷高校，大多數學者不用像完成任務一樣“每年出成果、發論文”，能夠在30歲到40歲這段黃金時期，靜下心來做一些事情。

　　李建成的成果之一“大地水準面精化”，即通過衛星定位技術一次性精確測出經緯度和海拔高度，建立數字化基準，徹底改變了傳統依靠人工標石定位的做法，這一技術的巨大價值已經在汶川大地震中凸顯出來。

　　救援中，建立災區應急通道、監測堰塞湖水位等工作必須依靠精確定位，然而地震令災區地形發生巨大變化，若按傳統辦法重新測量確定，至少需要兩三年的時間。但采用“大地水準面精化”技術，僅用15天，李建成就重建了災區“數字化基準”，對搶險救災及后期重建起到巨大作用，這一技術也在后來的玉樹、舟曲地震救援中發揮功效。

　　但這一成果的完成，花費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曾有同事感嘆，都說是十年磨一劍，而李建成磨一劍需要二十年。這個速度顯然不適合被量化考核檢驗。

　　學術不能“一步跨越”

　　在張小紅看來，年輕學者也要對自身有準確定位。

　　“學術不是種莊稼，不是播下種，施了肥，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就能有收成。學術需要積累，才能厚積薄發。現在國家和很多單位也開始意識到，不能再倚重量化考核，要求年年出成果，那樣即便出了，也可能是很多低層次的。所以我認為，關鍵就要看個人是不是急功近利。是選擇每年出一點小成果，還是選擇沉淀三五年，做出真正有影響力的東西。”張小紅說。

　　對于年青一代的量化考核之困，李建成也坦言，雖然不能武斷地說現在的教育制度和科研體制不利于培養科學家，但急功近利的思想確實存在，體現在評價體制上，就是過度強調文章、過度強調國家獎等等。

　　“應該說，我們現在還沒有融入國際學術界的主流，所以大家都很著急，急著要出成果，很多時候就忘記了科學發展首先要做的其實是基礎性的東西。”

　　“但學術跟很多東西不一樣，它需要扎扎實實，一步一步。我國歷史上偏重人文的發展，科技發展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規模化地引入，時間只有短短百年，應該說，取得的成就已經不小了，但千萬不能急功近利，不然可能適得其反。”李建成告訴記者。文/圖 本報 駐上海記者李媛

　　“院士年輕化很正常”

　　接受專訪稱在人才斷層的背景下 60后一代學者提前“上位”

　　12月8日，中國工程院公布2011年院士增選結果，中國工程院9個學部共選舉產生54名新院士。新當選的院士平均年齡為56.7歲，其中60歲以下38人，占新當選人數的比例從2007年的42.4%、2009年的66.7%，增長到70.4%。其中，46歲的武漢大學測繪學院院長李建成，成為中國工程院此次新增選院士中最年輕的一位。顯然院士越來越“年輕化”了。對此，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旭日干表示，“院士年輕化是必然趨勢”。

　　事實上，早在2009年發布的《中國兩院院士調查報告》就顯示，“50后”院士已成為中堅力量，“60后”院士開始嶄露頭角。李建成也認為，今后幾年，40多歲的院士會越來越多，究其原因，不容忽視的因素是上世紀出現的兩個“人才斷層”。

　　上世紀80年代考進大學，到博士畢業，再留校任教，做科研……李建成的簡歷幾乎是中國大多數“60后”學者的典型。

　　“60后”學者是幸運一代

　　“相對來說，我這一代很順利，不像很多前輩，受文革影響很大。”李建成說，上個世紀，受文革影響，學術界出現了斷層；而改革開放后，一大批優秀人才出國，又產生一個斷層。“兩個斷層，給我們60年代出生的人創造了機會。”

　　其實，早在成為“最年輕院士”之前，李建成已經感受到成為最年輕一批教授、最年輕一批博士生導師的滋味。1995年，30歲出頭的李建成直接從講師破格晉升為教授，3年后被評為博導。在常人看來，這似乎是難得的年少有為。但他坦言：“我那一代人，真的是遇到好機遇。”

　　“我當時能破格晉升為教授，很重要的原因是，70年代末上大學的一批優秀人才很多都出國了，大學里出現人才斷層。這是那個年代的特殊背景決定的，應該說是一種幸運。”他說。

　　年輕院士之所以引人關注，似乎也與公眾的先入為主有很大關系。長期以來，由于當選者的年齡層次，公眾似乎已經習慣了科學家必須要到一定年齡，才夠“分量”獲得院士榮譽。

　　對此，李建成表示，過去增選的院士年齡層次普遍偏高，主要原因是在補歷史欠賬，“我國院士制度從1955年開始，1957年增選一次，然后一下子就到了1980年才再次增選，下一次是跨越到1991年。現在才比較正常，兩年增選一次。但之前積壓了一大批年齡比較大的科學家，因此直到最近幾年，新增選院士的年齡才逐步正常化。”

　　然而，由于“人才斷層”造成的“60后”學者提前“上位”，似乎也對“70后”學者造成不小壓力。李建成坦言，“我這個年齡段提前升上來，在未來還會有相當長的一個工作時間，或許對70后的一些科學家又是一個壓力。要處理好這一現象，首先從科學家自身來說要自律，要注意培養年輕一代，實現學術的傳承。同時，這也要引起社會的關注。”

　　不過，作為“70后”，生于1975年的武漢大學測繪學院教授張小紅卻表示樂觀。他認為，盡管學術夾心層確實存在，特別是生于上世紀70年代上半段的學者既沒有趕上“60后”學者的機遇，又遭遇70末80初這一代更年輕學者的“追擊”，但“應該不會再出現斷層了”，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學者年齡段之間的差別應該會越來越模糊，年齡也應該不再是評價人才的標準。”（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