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當88歲的老顧焦急等待120急救車時，營救他的卻是一個步履蹣跚的“病人”。 半個月前的一天早上，老顧在上海市管弄路居民區的一個公園里散步時，突然感到呼吸困難。家人撥打急救電話120，得到的答復卻是“沒有救護車”。等40多分鐘后救護車趕到，老顧已經不幸離世。 在老顧的家人看來，急救車輛的姍姍來遲，導致他錯失救治時機。“他其實只需要一些氧氣。”事后，一位醫生這樣告訴老顧的外孫女小欒。老顧除了肺功能不太好，沒有其他大病，連高血壓這樣的常見病都沒有。 病重的反而是救人的120。中國青年報記者調查發現，建立于1950年的上海醫療急救中心，和全國許多其他城市的120一樣，早已“疾病纏身”：由于缺乏完善的分級制度，當不合理呼叫和騷擾電話如同病毒一般襲來時，它毫無招架之力；廣泛存在的急救醫生缺口問題，讓這個擁有先進設備、看似強健的身軀羸弱不堪；道路擁堵、病人集中選擇大醫院……任何一個小創傷，對于120急救系統來說都是致命傷。 越來越重的負擔：2012年上海急救服務出車中，40%為非急救任務 當老顧感覺喘不過來氣的時候，家人第一反應是撥打120急救電話，并為即將到來的住院做著準備，生怕救護車趕到時少拿了什么東西。 第一個急救電話是早上7點25分撥打的。不過，擁有616輛救護車的上海市急救中心，此時卻無車可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院辦主任管敏承認，目前救護車用車緊張，特別是在每天上午的高峰時段。 僅從數據來看，在常住人口2300多萬的上海，大約每4萬人就配備一輛救護車，超過國家規定的每5萬人一輛的標準。可惜，有限的資源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配置，數據顯示，2012年上海急救服務出車達到59.45萬次，其中非急救任務占到40%以上。 6月26日早上8點，在老顧家附近的普陀區人民醫院急救站，醫生趙炯剛上班就要出車。正值早高峰，司機頻繁地交替踩著油門和剎車，隨時準備按下鳴笛按鈕。按照道路法規的規定，救護車在執行任務時，可以無視信號燈等道路法規，但必須“保證安全”。對于不少司機來說，這個規定讓他們不太敢借道行駛或闖紅燈。 10多分鐘以后，救護車趕到現場。車剛一熄火，趙炯和擔架員就跳下車并抬出了擔架車。有時候，這個包括司機的3人團隊，要在逼仄的樓道里搬運病人。 但等待趙炯的只是到醫院復診的老太太。這已經是她出院后第3次叫救護車復診了。這個腿上打著石膏的老人，并不認為自己的做法有何不妥。目前，上海市的救護車取消了抬病人上下樓的抬抱費，只收取單程費用，這意味著叫救護車“比出租車方便劃算”。 對于這種情況，急救中心不僅無法事先甄別，到現場后也不能拒絕拉人。據說，有人會因為手被水果刀劃傷撥打120，還有人和他人吵架，“裝心臟病發作”撥打120。北京一位急救醫生抱怨，自己每天出車八九趟，最多的時候有一半不需要救治。 被這些不合理呼叫弄得團團轉的120急救系統，還要承擔這座大城市的轉院任務。上海許多醫院都對病人的住院天數作出限定。許多病人即使沒有康復，也需要轉入下級醫院。 當正規軍不堪重負之時，“山寨救護車”這劑假藥出現了。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在安徽、河南等其他省市取得運營執照的救護車，上海急救系統很難對其進行監管。 “上海的急救車輛，重點是保障危重患者的救治，在每天上午急救用車高峰，懇請市民給予更多的關心和理解。”一篇來自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宣傳稿件這樣呼吁。 但“合理叫車”是一劑良方嗎？首都醫科大學(招生辦)衛生管理與教育學院的王亞東教授質疑道：“普通市民如何判斷該不該叫救護車？” 在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室里，顧家的求救電話和其他來自復診患者和轉院患者的電話一起，被這里的14名接線員接起。調度員會確定地址、詢問病情、尋找車輛并下發任務，一切操作按照規定將在一分鐘內完成。 而在另一套名為“醫療優先分級調度系統”中，調度員將大有作為。在這套由美國國際急救調派研究院研發的系統中，調度員會按照一套嚴格的規范進行問詢，將病情從輕到重分為6個等級，依照緊急程度派出車輛。在急救車輛派出后，調度員還會通過電話進行簡單的急救指導。目前，這套系統已在蘇州等城市投入使用。 “我們最終要走到分層次救護那一步，但具體什么時候走，怎么走，都還要看一看。”管敏告訴中國青年報社記者。 負責上海市急救中心通訊調度部運作的李警雷懷疑，北京、上海可能無法適應這套調度系統，“市民被問這么多問題會不會煩？”如果調度員作出錯誤的判斷，由此帶來的糾紛由誰來承擔？ 越來越弱的身體：擁有616輛救護車的上海，從事院前急救的醫生只有157人 在上海6月悶熱的黃梅天里，120急救系統的“疾病”在遇到管弄路的老顧時發作起來。 小欒最初撥打電話時很理智。但當發現外公的臉色慢慢變白，雙手開始變得烏紫時，就有點著急了，“我外公快不行了，你們再不派車過來就要出人命了！”自始至終，電話里傳出來都是相似的回復，“附近的車都派完了，需要再等一下”。 一個不太為公眾所知的事實是，相比616輛救護車的數據，急救中心僅有醫生157人。在我國，急救中心被看作一級醫療機構，從事急救任務的救護車上必須配備一名醫生。這意味著上海市有一大半救護車無法進行急救任務。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城市同樣存在。2008年前后，北京急救中心人事科科長跑遍全城也才收到十幾份簡歷，“每年招到的人都不及計劃編制的20%，眼看著院內急救醫生平均年齡已近40歲”。 而在被稱為“最難畢業季”的今年，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都招到海南島去了”，最終在全國范圍內確定了53個有意向的，但還沒等簽訂就業合同就有約30%的人違約。 在北京干了20多年的急救醫生賈大成看來，急救醫生處于醫患矛盾最緊張的前線。這個性子耿直的大夫遇到過不理智的患者和家屬，“眼鏡都被打碎了兩副”。而在上海做救護車司機的侯建國遇到一位患者在與醫院發生矛盾后打電話叫來120，“見面就是罵一頓，反正你們是一伙的”。 另一個造成人員緊缺的原因在于晉升空間。“擔架員還能指望混得好了混個司機，醫生還能往哪兒混？” 在瑞金急救站工作的醫生趙虞開玩笑說。在上海市急救中心的157名醫生中，只有一名獲得了副高職稱。 與急救工作不符的是相對微薄的收入。趙虞介紹，自己的工資只有5000元左右，擔架員和司機的收入更低。一位擔架員一次中了獎請大家吃肯德基，兩份全家桶的價格就足以讓他咋舌。 “現在我們這兒就出現了倒掛現象。”坐在急救中心7層鋪著厚厚地毯的接待室里，管敏解釋，“別看這個樓挺漂亮，都是專款建的，因為局里面現在到處都很好了，只有一個120還像延安窯洞，領導臉上也掛不住。” 對于這一狀況，王亞東的“會診意見”是急救員制度的建立。急救員不需要全面的醫學背景，但是需要專門的急救知識培訓，并通過國家統一組織的考試。在他看來，每個救護車上必須配備醫生，本身就是一種資源浪費。“醫生有很高的技術水平，但救護車上基本不用對一個病人進行完整的診斷”。即使在與中國急救理念相似的法德等國家，由于奉行“把急診室送到病人面前”的理念，配備了相當先進的設備，也沒有給每輛救護車配備醫生，“一些非緊急的任務由急救員就可以完成”。 越來越低的免疫力：對于醫療糾紛的擔心像防御系統的一個漏洞，讓整個系統缺乏免疫能力 6月16日的這天，小欒不記得打了多少電話，甚至還打110叫來了警察，期望急救中心接到警察的電話能更快作出反應。 “我知道你們沒車，但沒車就不能想想辦法？”事發一周后，坐在當時的小公園里，小欒的語氣已經十分平靜，但這一質疑依然被她反復提及，“如果所有車都派出去就沒得救了，那不是很可悲的事情？” 對于疾病纏身的120急救系統來說， 對于醫療糾紛的擔心像防御系統的一個漏洞，讓整個系統缺乏免疫能力。 “急救派車和送醫院第一原則是就近送院，第二是根據病人要求。”管敏告訴中國青年報社記者，“但是現在往往第二原則變成了第一原則”。 6月25日，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到上海市瑞金醫院的急診科，發現像難民營一般擠滿了病床。門上貼了一張告示：“我院搶救室病床爆滿，請各位病員轉至他院就診。” 但在短短3個小時內，仍然有3輛救護車將病人拉來此地。“沒辦法，病人要來的。”一輛來自溫州的救護車司機告訴記者。由于病床緊張，他們必須把擔架借給患者，等待醫院病床騰出來以后，才能離去。 對于急救醫生來說，這種被稱為“壓床”的痛苦幾乎每個人都有經歷。趙虞經歷過最長的壓床時間有六七個小時，甚至有人經歷了一整夜的壓床。有一次，醫院連放擔架的地方也沒有，只能放在外邊。正值暴雨突至，家屬和醫生不得不一人打一把傘，“跟遺體告別似的”。 “這難道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嗎？”周浩反問記者。為了拍攝紀錄片《急診室的故事》，這個導演在廣州跟著救護車拍攝了10個月。 1996年，廣州就曾頒布了《廣州市社會急救醫療管理條例》，雖然同樣尊重患者選擇，但其中明確規定，如果出現“傷病員病情危急，有生命危險的”、“所選擇的醫療機構與急救現場的路程距離超過十公里的”等情況，急救人員可拒絕傷病員及其家屬的要求。 但截至目前，這套通過制定法律法規而建立起的防御體系，在全國各地的120系統中，并不多見。 一直在呼吁國家層面的急救立法，王亞東深知其中的困難。2011年，衛生部曾就一部《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征求意見，至今沒有下文。從2008年就籌劃推進，2012年進入立法調研階段的《北京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至今仍在“擬定中”。 對于城市急救系統的頑疾，有關部門也在積極尋醫問藥。今年2月，在一份包括上海市衛生局和市財政局在內的十個局委聯合印發的文件里，為了補充急救人員，提出了多項對策，甚至包括“探索二三級醫院臨床醫師在晉升副高級職稱前，到各級院前醫療急救機構定期工作的制度”。 但這些制度何時能夠落實，沒有人說得清楚，也沒有人知道，急救系統的這身病會以怎樣的形式再次發作。 6月20日，發生在上海楊浦區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因運送病人前往另一家醫院而被耽誤的120最終派車前往時，距離車禍的發生已經過去整整兩個小時。 在這則新聞里，現場的一位女士帶著哭腔向攝像機鏡頭訴說，“這都等好長時間了，到底還要等多久”？ （中國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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