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邊遠、貧困的牛心屯村，36年間走出319名大學生，被人們稱為“狀元村”。小村的偏僻和“狀元村”的顯赫激起了記者采訪的沖動。 電話直接打給村支書白曉紅，記者遭遇“一盆冷水”：不歡迎！理由是“沒有用”。 這反倒引起了記者更大的興趣。于是，從沈陽出發，上高速，下土路，長途跋涉250多公里，來到位于遼寧阜新佛寺鎮西北部的牛心屯村。 300戶人家200戶貸款 村支書白曉紅樸實、寬容，在一棟明顯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米面加工廠旁邊，很禮貌地迎接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繞過一個柴禾垛，走過一條長長的胡同，來到阜新蒙古族自治縣高考()狀元白小玲的老家。2002年，白小玲就是從這條胡同出發，第一個走進了清華大學(招生辦)。 農家小院清潔規整，四間平房窗明幾凈。小玲的父親白寶泉把記者熱情地請進屋，母親端來茶水。話題自然從小玲目前的境況談起。 “小玲2006年一畢業，就到了上海一家國家級研究所工作。2009年和一個南開大學畢業生結了婚，不久前剛在上海買了房子。”白寶泉說著，顯出很滿足的樣子。 然而，來白寶泉家串門的50歲的村民白景龍似乎沒這么幸福。 他的大女兒2010年考上內蒙古民族大學，小兒子正在上高中，學習成績始終在前幾名。這本是件高興的事，可是他為什么高興不起來呢？ 白景龍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大女兒上大學，包括學雜費、生活費，一年的花費至少兩萬元；小兒子一年也得一萬多元。他家只有20畝玉米地，扣除成本，一年只剩2萬元左右。為了孩子們的學費，農閑季節，他每天早晨5點鐘起床，騎著摩托車，到40公里外的城里打工。趕上有活兒，一天180元；找不到活，顆粒無收。 白景龍說，孩子考上大學是好事，但學費太高，對農村家庭來說，確實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現在，家里還欠銀行4萬多元貸款。 “牛心屯村300多戶，在銀行貸款的將近200戶。”白寶泉告訴記者，現在是上學花錢，畢業以后找不到工作，家里還得花錢。好多大學生畢業后都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只好到城里去打短工，甚至做力工。 盡管這樣，也未能阻止牛心屯孩子堅定不移上大學的熱情。村里有個女孩叫楊揚，三年前母親患了乳腺癌，為了不影響她學習，父親楊德軍一直對她隱瞞實情。不巧，在高考前兩個月，母親病情加重，彌留之際，才把女兒叫到病床前。母親在吃過半碗女兒遞上來的雞蛋糕后，與世長辭。堅強的女兒非但沒有哭，相反，安慰爸爸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只是在回到學校，見到班主任老師石翠芬時，才放聲大哭。石翠芬說：“她把我的心都哭碎了。”兩個月后，楊揚倔強地走進考場，并順利地考取了河南周口師范學院。 “狀元村”的驕傲 在牛心屯村小學，珍藏著一本特殊的檔案—《牛心屯村歷屆大學生登記表》，這張表是從該校第一任校長王寶山那里傳下來的，記錄著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以來，該校每年考上高等學府大學生的詳細信息。這300多名學子，是這個鄉村小學的驕傲。 9月6日上午，記者從白寶泉家出來，沿著坑坑洼洼的土路，走過一座漫水橋，慕名來到這所小學，不料，卻再次吃到了“閉門羹”。校門被牢牢地鎖上，斑駁的校牌已經分辨不出上面的字了，憑想象知道是校名，左邊是蒙文，右邊是漢字。隔著校門，看見校內有兩排平房，操場左邊是一排籃球架，右邊是高高的旗桿。叫了半天門，沒人應，最后，記者還是從右邊的一個食雜店進入了校園。 校長白金蓮“不失時機”地從平房里迎了出來，委婉地表示：學生正在上課，希望記者不要打擾老師和學生們。 記者放慢腳步，輕輕地沿著走廊，觀察了一下正在上課的四間教室。房間里昏暗潮濕，墻皮脫落，有大片大片水浸過的痕跡；教師的講臺和學生的桌椅不僅陳舊，而且破爛不堪，上面甚至有比拳頭還大的窟窿。一排一排的“小腦袋”，仰著脖子在聽老師講課。 記者離開時，發現學校一間房的屋頂煙囪上，冒出縷縷炊煙。知情人告訴記者：那是9名教師在熱中午飯。這9名教師，大都是師范大學畢業，小學高級老師，在鄉村工作多年，沒有一個跳槽的。 在白寶泉家，村民們掰著手指頭，一個一個數著牛心屯村小學歷年來教師的名字：王寶山、白福山、田桂榮、白寶蓮……一個一個數著從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名字：“文革”前走出去的第一個大學生常寶龍，恢復高考后第一個走進清華大學的白小玲，第二個、第三個走進清華的白亮亮、白晶晶兄弟……眼神里充滿了自豪和羨慕。 老教師敖興東用每月30多元的工資供4個兒子“四子登科”；村民吳福德主業副業兼顧供養3個孩子上了大學；豆腐匠白慶華肩挑豆腐擔子沿街叫賣，讓兩個孩子考進了清華……“現在牛心屯村出去的人，海陸空全有。有當船長、老師、醫生的，有做局長、鄉長、區長、副縣長的，還有考上海事大學、航天大學的。”這句話是村民們最津津樂道的“流行語”。 “教育是一個長遠的投資，不可能指望它立刻變現。”當過村支書的白寶泉說，農村家庭供大學生，投入越來越大，回饋越來越慢，甚至沒有回饋。但是，把孩子培養成大學生，本身就是對國家的一份貢獻。(本報記者 畢玉才 本報特約記者 劉 勇 )（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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