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流大學應當具有鮮明的特色，絕不能貪大求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特色十分鮮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擁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媒體實驗室”，這是一個被稱為“創造的搖籃”的研究機構，專注于發明創造，而非科技產品化的開發。正因為他們注重原創性的研究，所以才發明了世界第一個“旋風電腦”、幽靈隱形轟炸機、第一個擁有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等成就。同時，他們先后誕生了76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這可能是我國舉全國高校之力也無法企及的榮譽。美國其他大學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哈佛大學的行政管理，耶魯大學的法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能物理勞倫斯學派等。

 

      可是，我國大學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個性和特色。過去，人們都知道清華大學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現在不知道什么是清華的特色。據介紹，清華大學的重點學科有49個，擁有全國第一的學科就有38個之多，重點多了就沒有重點，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沒有被認為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盡管有人建議要辦這些學院，可是校長雪莉 帝爾曼卻說：“，正因為我們不需什么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精力和資源來干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做到了極致。我們認為，小就是美！”1997年該校數學家安德魯 懷爾斯足不出戶，用7年時間證明了困擾世界數學界358年的費馬大定理，從而創造了世界學術界的奇跡！這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色，我們應當反思“大而全”的辦學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誤區，我們最終可能建設不出真正達到美國研究型那樣一流水平的大學。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應具有什么樣的學風？20世紀初，是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國學院擁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大師，他們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下，都正值風華正茂。王國維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間詞話》，在談到治學的精神時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王國維先生和那時一代學者治學的學風。“獨上高樓”是什么意思？就是進入“象牙塔”，像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樹立以學術為終身志業”的志向，只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高深學問之研究。當今，我們的大學做不出傳承千百年的學術成就，就是缺少了這種精神。王國維和他提出的這種學風，正是清華大學的精神財富，難道不應該反思和繼承嗎？

 

      去年，曾有學者質疑貴校一位文學教授有學術剽竊之嫌，盡管學術界不停的呼吁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但貴校態度一直曖昧。對待學術抄襲和剽竊，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旗幟鮮明地查處，要不然怎么體現你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呢？另外，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度，拒絕一切形式主義，不能把國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請到學校裝飾門面，把他們供奉起來養尊處優，這種做法只會有害而無益處。在《參考消息》上，清華大學是作廣告最多的大學，凡是廣告都吹噓或夸大其詞，這是與嚴謹學風相悖的，必須制止以贏利為目的的廣告。

 

      第五，精英大學必須遠離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精英大學貴在精，貴在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清華大學應當是這類大學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學問？它是指影響世界未來的前沿問題，能夠傳承百年、千年的學問，能夠引起科學和技術領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發明和創造。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在科學研究中，必須放棄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指導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發揚安貧樂道的精神。德國著名哲學家漢娜 阿倫特曾說：“當大學決心于經常為國家和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本來，大學是分為精英型的和大眾化型的，也有純學術性的和應用型之分。我理解阿倫特的話，是針對極少數精英大學而言的，這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如果這樣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重點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這是使我國科學躋身于世界先進之林的需要！

 

      在清華大學校園里，豎立著一方石碑，上面鐫刻著“行勝于言”的警句，這被認為是該校的校風。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反映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為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個人切身感受到清華大學畢業生的務實精神，興許這正是該校出現了70位億萬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從創造學的原理來看，任何一項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最初都源于一個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誕生。可以肯定的說，沒有怪異的想法或求異的思想躁動，就不可能從事發明創造。因此，我認為僅僅強調“行勝于言”是不夠的，它可能導致師生“形而上”的思維貧乏，從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華大學沒有產生有影響的著名思想家。在未來的30年（一代人），能否產生一批思想和學術大師，這將是決定清華大學能否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我順便強調一下，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摒棄我國只注意硬件（各種硬性指標的統計）的觀念，必須重視一流水平大學的質量標準，不能像某重點大學黨委書記所說，他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夠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學。這完全是誤導，相似性僅僅只是按照形式比較，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內涵，如眾多的諾貝爾獎和世界各學科大獎的獲得者，沒有一批學術大師，沒有幾個科學學派，培養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盡管各項硬件指標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稱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的觀察和反思只不過是一點皮毛，更重要的和有價值的反思，必須由局內人士來作。借百年校慶之機，希望清華大學發動群眾，進行深入和廣泛而嚴肅的反思，總結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斷的超越自我。

 

      為了再次說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學女校長德魯 福斯特在3年前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她說：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 她勾畫出了一流大學的精神，闡明了反思（即回頭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問題的方法必須與當下關心的功利主義相對立。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辦學理念，我國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幾所世界一流達到大學，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極少數幾所大學，應該給自己準確的定位，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走進象牙之塔，致力于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課題。至于為經濟建設服務，則是眾多的普通大學或者技術學院能夠而必須承擔的任務，而一流大學應當肩負起提高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