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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科技大學大二學生王世紀今年是在新校區過的暑假，因為位于武漢郊區黃家湖的大學城遼闊而美麗，他“不想回家了”。

早在2008年，武漢市統計局的數據就顯示：武漢大學生人數已突破100萬，超過北京、上海，躍居全國第一。大學城建筑群也連綿不斷，用遼闊來形容都感覺格局太小。“一所學校如果沒有新校區的話，仿佛就是發展滯后的象征。每個校區的建設情況，多少關乎學校的名聲，將來會影響院校的歷史格局。”大學教師徐耕坦言。

兩年后，教育部根據新形勢做出新決策：“高等教育要切實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相對穩定招生規模。”

得益于美國著名教育家馬丁·特羅博士提出的高等教育發展“精英—大眾化—普及”三段式理論，上世紀末，擴大高校招生規模的重大決策，可謂人心所向，讓許多面臨高考的學生舒了一口氣。

一場轟轟烈烈的高校地盤擴張運動，正是與擴招關聯。仿佛一夜之間，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在擴建，其中河北廊坊東方大學城首期規劃一萬多畝，上海淞江大學城占地約8000畝；河南“鄭州大學城”和湖北“黃家湖大學城”都是50平方公里；江蘇南京仙林大學城面積47平方公里；廣州大學城43.3平方公里……許多巨型大學，本科生人數動輒數萬。“大學城把一部分學生孤立了，沒有老師，沒有師哥師姐，不能接觸到豐富的社會。”盡管廈門大學漳州校區洋溢著現代氣息，大學生錢小敏卻覺得“不帶勁兒”。一個外教也對她說，再也不想去“漳州監獄”。

這絕不是孤例。中國幾乎所有大學城都是現代化的代名詞，新學生的屯兵場。兩年后，錢小敏搬到了學校本部，廈門大學老校區透著一種說不出的文化氛圍和氣場，她這才醒悟：“大學校園就應該是這樣的。”

中國科技大學前校長朱清時院士是高校擴招的反對者之一。“大學精而不大，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們教師隊伍沒有擴大，學生爆炸性增長，這就像鹽巴放在水里一樣被稀釋了。加州理工學院現在的學生每年不超過2000人，原因就在于學校有一個規模效應，他們每個周末吃飯所有教師都在一起，開會所有教師都在一起，能夠很好地交流，要是1000個教師就不行了。所以不是任何東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然而，“你們看到受教育者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么旺盛嗎？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才能滿足廣大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江漢大學教師陳耿說，“只要這樣一句話，就會讓反對擴招者失去‘群眾基礎’。”

2004年7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過一次“中國大學城建設問題”研討會，當時就有這樣的的結論：大學城解決了中國高校的燃眉之急，但發展大學城并不是都是由各大學主導的，而是由地方政府策動、房地產開發商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積極參與的結果。通俗的說法是：大學城是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銀行的放貸要求和高校的發展要求混合推動的。

在武漢大學城周邊，諸如“文脈深處，臥湖藏龍”、“十年一躍，岸泊八境”等等以毗鄰學區為賣點的商業樓盤一幢幢拔地而起。

與此同時，很多大學本身卻負債累累，甚至引發諸多經濟問題。

2007年，吉林大學自曝難以應付每年多達1.5億至1.7億元的貸款利息，準備采取所謂的“土地置換”方式“賣地還債”，被國土資源部叫停。8億多元債務纏身的浙江大學城市學院今年被曝政府許可賣地還債，引發了廣泛爭議。《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2005年我國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量約在1500億至2000億元之間。彼時是高校貸款高峰時期，許多大學存在假想資金循環過程：多貸款-多增校區-多招生-多收費-多還貸，使得高校把入駐大學城后的問題簡單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說，“政府允許高校花未來錢，而且實行政府貼息政策，成為高校貸款的強有力后盾。”

如今，有人這樣調侃：“大學，就是大概學學。”

而北京大學原校長蔡元培這樣詮釋“大學”：治學者方可為“大學”，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則說：“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華中科技大學涂又光教授提出的“泡菜”理論則在當下廣為流傳：泡出來的白菜、蘿卜的味道，取決于泡菜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