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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永勛

　　在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典禮上，校長陳吉寧給4000多名研究生上了一堂“良知課”。他叮囑畢業生要做社會良知的堅守者，拒絕做“高知壞人”。

　　什么是“高知壞人”？陳吉寧轉述一位外國企業家的話說，國際金融危機，不是由笨孩子造成的，而是由聰明孩子造成的。所謂的“高知壞人”，大概就是這類人：頭腦聰明，受過良好教育，卻不怎么講誠信和責任，甚至違法犯罪，危害社會。

　　不可否認，社會上的確有不少這樣的人，即錢理群先生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精明高知，長袖善舞，卻只考慮個人私利，不講公德和社會責任。這類人如果靠個人奮斗，只顧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對社會倒也無害；但如果他們掌握了權力或某種社會資源，這種權力又缺乏制約，對社會的危害，甚至比一般的貪官污吏更大。

　　現實中也不乏這樣的實例。在毒奶粉、地溝油、污染環境、制假售假等良知失守的“壞事”中，經常有一些擁有專業知識的專家充當“壞人”，為不法分子出謀劃策、辯解背書。80后清華碩士副局長很快成了貪官，讓人感嘆高知未必有更高的防腐拒變能力；擁有“法學博士”“經濟學教授”等頭銜的醴陵市原市委書記蔣永清被舉報落馬，說明精通法律也未必更能遵紀守法。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反貪碩士班”的何家弘教授說，反貪專業的畢業生，如果將來成了貪官，也不必覺得奇怪。

　　這說明，知識學歷的高低，和道德水平并沒有必然聯系。高知者不一定更有良知，當然并不意味著更容易成為“壞人”。只不過，頭腦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更有條件掌握更大權力和資源，他們如果做壞事，對社會的影響更大，示范效應更壞。

　　如何防止高知變“壞人”？從根本上說，需要改進制度，建立規則，讓鉆營失信者付出代價，讓違法犯罪者受到懲處，形成讓人不敢做壞事、不能做壞事、不愿做壞事的制度體系。當然，這不僅是針對高”的，對所有人都適用。

　　然而，不失信敗德，不違法犯罪，只是社會底線，對于知識分子，人們歷來有更高的道德期待。在中國傳統中，學問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清華的校訓就是“厚德載物”；在現代，雖然專業越來越細分，知識的工具屬性越來越強，但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其行為仍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只不過傳統上叫厚學養德、行為世范，現在叫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所以，在這個“不缺高知缺良知”的時代，知識分子對良知的堅守，仍然十分重要。制度當然關鍵，但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制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個個獨立、完整并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個人組成的。制度不完善，不應成為隨波逐流的借口。說得詩意一點，你就是制度，你怎樣，世界就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