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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林毅夫4月下旬經常出現在北京大學的辦公室，他幾乎每天要在那里待到凌晨2點，門衛(wèi)專門給他留了側門，方便進出。

​​他的辦公室位于北大東北角的朗潤園，毗鄰未名湖。清朝嘉慶年間，這里是慶僖親王永璘的“春和園”，咸豐年間又改賜恭親王奕，得到“朗潤園”一名。

​​朗潤園似乎注定要成為中國改革的見證者。它曾經的主人奕是洋務派的主要領導者，奕是道光帝第六子，詩集《九思堂詩稿》有“題六兄朗潤園圖”一詩，就是指這個古典雅致的庭院。到了90年代初，6個致力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者將這里變成改革派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編者注：以下簡稱國發(fā)院，其前身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這里辦公，林毅夫是名譽院長，也是這個機構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

​​4月19日，國發(fā)院剛剛迎來了自己的20周年慶典，朗潤園迎來送往，熱鬧異常。

​​它是中國第一家獨立經濟研究中心，開明領導、返鄉(xiāng)知青和臺灣跑過來的理想青年湊在一起逐漸打造了這樣的一個基地，他們因為對中國進行深入的研究而獲得了影響力，而后朗潤園開始像恭親王的時代一樣容納著中國開放事業(yè)中最重要的人們，一批批幕僚從中走出。​​

前朗潤園時代​​

這批年輕人對學術和改革的熱情給整個80年代罩上了一層理想主義的色彩，這種熱情為他們日后在朗潤園相聚埋下了“種子”。​​

1987年，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都在猜測當年離開的那個臺灣人不會再回來了，林毅夫卻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班機。回國后，他的夢想之一是建立一個為中國改革出謀劃策的咨詢機構。

​“當時我看過他寫給中央的一個報告，想做一個像KDI（韓國開發(fā)研究院）那樣的機構。”國發(fā)院院長姚洋告訴《博客天下》。

​​這個留美數年的北大畢業(yè)生相信，他的所學能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提出必需的建議，他的自信也來自于這個國家近些年的巨大變化。

​​林毅夫1979年忙于給自己聯(lián)系學校。這位在臺灣部隊中服役的青年憑借自己的游泳能力闖過2300米海域來到大陸，盡管受到“起義歸來”的好評，卻仍然要給自己找一個“單位”。​​

林毅夫選擇了讀書，剛剛復校的中國人民大學有著最強的計劃經濟系，但人大是黨的大學，林毅夫因為“來歷不明”被拒之門外。結果是，北大看上了這個英語流利、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年輕人。

​“當時我們分析，收下他，最壞的結果是最后發(fā)現他是個特務，可經濟系又沒有什么情報。”北京大學經濟系原副主任董文俊在林毅夫的傳記《跌宕人生路》中這樣說道。

​​林毅夫和董文俊在西直門一家招待所進行過一次談話，這也是組織交給董文俊的任務—考察林毅夫。那個時代提到臺灣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還是“間諜”。

​和被“文革”、“上山下鄉(xiāng)”耽誤的大陸同齡人相比，林毅夫顯得非常出眾，軍校畢業(yè)的他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讀過企業(yè)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

聊完之后，董文俊認為林毅夫“有理想、有上進心”，而且“講話很有分寸、認真嚴謹，是個想搞事業(yè)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

那次長談后，林毅夫在1980年順利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他對外宣稱自己是來自新加坡的華僑。​​

1982年，林毅夫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攻讀農業(yè)經濟學博士，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

​與他同時期在美國留學 () 的還有如今已經成為知名經濟學家的海聞和易綱。1985年，海聞與其他5位中國留學生在紐約創(chuàng)立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聚集起了一大批中國留美的經濟學者。​​

這些留美經濟學者回國時，有幾個不錯的就業(yè)選擇，除了北京大學等高校，還包括兩個重要的智囊研究機構—“體改所”和“發(fā)展所”。​​

在林毅夫赴美前一年，“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簡稱農研室）成立，它的另一塊牌子是“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這個單位被安排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的院子里，被人稱之為“九號院”，杜潤生任主任，而今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被借調到研究室工作。​​

聚集在那里的是一批上山下鄉(xiāng)的回城青年，他們熱衷討論經濟、政治、農村和改革，也確實熱火朝天而大膽地參與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改革進程。

​​1984年，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被反復提及的莫干山會議召開，被稱為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fā)聲”。這個舞臺令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也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

​​當時，周其仁任莫干山會議論文組副組長；來自西北大學()的青年張維迎嶄露頭角，只有24歲，是年紀最小的參會者。

​​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中國農村改革開始變得復雜，處處與城市利益發(fā)生糾葛。​​

莫干山會議上，王岐山表示，保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很重要，“懷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

​​會議后，農研室的人“分道揚鑣”，一撥去了隸屬于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以下簡稱體改所）；另一撥則去了隸屬于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的發(fā)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發(fā)展所）。​​

1987年，林毅夫回國，希望能夠回北大任教，但北大卻無法給林毅夫一家提供一套住房，這對當時的林毅夫而言十分重要。他因一套房子與北大擦肩而過。當時，發(fā)展所向林毅夫遞出橄欖枝，他選擇了前往擔任副所長。​​

周其仁是發(fā)展所的“領軍成員之一”。周其仁、林毅夫、王岐山、陳錫文、杜鷹這些人再次聚集到一起。這批年輕人對學術和改革的熱情給整個80年代罩上了一層理想主義的色彩。盡管后來在1990年，“九號院”的年輕人大多出走國外，但幾乎沒有人會否認那段經歷對他們的影響，而且是持續(xù)的影響。

​“見證雞蛋孵出小雞”​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把一群西方經濟學年輕人組織在了一起，就有了國發(fā)院這個研究機構。​​

1990年代初，林毅夫在《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志》發(fā)表的兩篇論文《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yè)危機》、《中國的農業(yè)改革及農業(yè)增長》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強烈反響，也奠定了他在國際發(fā)展經濟學和農業(yè)經濟學界的地位。

​​那并不是適合談論改革的兩年，中國國內面臨著關于姓資姓社的討論。​​在鄧小平發(fā)表南巡講話的1992年，那些曾經聚集一堂又“流落”海外的年輕人發(fā)覺風頭變了。同年，年近不惑的林毅夫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

1993年，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分別從北京、美國和英國來到海南，參加一個經濟學研討會。當時有10萬人涌入海南，開始自己的淘金夢和創(chuàng)業(yè)夢。​

在那場研討會上，他們三人決定創(chuàng)辦一個獨立于政府，專門吸收歸國學者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機構。​

這個想法已經在林毅夫心中醞釀了很久，只差臨門一腳。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給這家機構取名“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消息迅速在國內外的中國經濟學者中傳開了。​

1993年12月23日，在北大的一間電教教室里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開會場地、旅館等，都是林毅夫一手操辦的。​

北京各個研究機構都來了人，尤其是經濟領域的研究機構。那些名字至今耳熟能詳，吳樹青、樊綱、茅于軾、杜鷹、梁柱、陳錫文、鄧正來、盧邁、錢穎一、周其仁、宋國青……​

“按照現在的說法，陣容很強大。”如今的國發(fā)院教授張帆回憶。​

“在那個年代，一批有過留學背景的經濟學者，建立一個研究機構，這是一個大膽的行為。”姚洋后來告訴《博客天下》，“但時任北大校長的吳樹青當場拍板簽字。” ​

國發(fā)院院慶之前的一天，如今有“經濟學界梁朝偉”之稱的姚洋前往探望吳樹青，并為他送去慶典的請柬。他問起吳樹青，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者，他如何下定決心，要促成一群搞西方經濟學的學者湊到一起。

“我們搞西方經濟學不成氣候，老是我們這些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在做，這樣不行，太封閉了，我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姚洋回憶當天吳樹青的說法。​

“要不就留洋了，要不就下海了，在陸地上（做學術）的不多了。”21年前那場籌備會的參與者王小強如此形容80年代那批改革派學者在90年代的情況，而如何將經濟學者吸引到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他們探討最多的話題。

“我跟蔡昉走路的時候在說，跟張維迎也談論過，當時（中國）遍地都是課題，沒有人能做，沒有人能拿西方人能懂的語言把它給表達出來。”張帆認為這是吸引那些學者加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最大原因。 ​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機構繼承了80年代如火如荼的經濟改革研究機構的衣缽。相似的訴求，促使曾經的“九號院”年輕人和留美經濟學會的人逐漸走到一起。 ​姚洋舉了黃益平的例子。他當時決定辭去花旗大中華區(qū)的首席經濟學家，回到國內工作。他有很多選擇，后來選擇國發(fā)院，很大的關系就是他在發(fā)展所干過。而易綱、海聞、陳平等人，都曾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會長。 ​

作為創(chuàng)始人之一，易綱在籌備會上說：“我們很幸運，看見雞蛋孵出小雞”。 ​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園5號樓的106房間，林毅夫帶著濃重的閩南口音，說了很多話，在場的每個人都被這個看起來文質彬彬的學者感染。“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將要迎來中國經濟學在世界上人才輩出（時代）的到來”。林毅夫說。 ​

同年8月17日，北京大學第346次校長辦公會議經研究決定，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任中心主任，易綱和海聞任中心副主任，他們三人和張維迎、張帆、余明德一起被稱為創(chuàng)院“六君子”。​

​這批經濟學者經歷了多數創(chuàng)業(yè)者經歷過的艱辛。張帆于當年8月底加入。他也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會員。​

​1993年夏天，他隨團訪問臺灣，團長是易綱，來自留英經濟學會的張維迎也在。張帆聽說了要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事，便決心加入。​

​張帆回憶剛加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給了我一輛特別破的自行車，我們一起騎著自行車就去打掃衛(wèi)生了。”

​​現任國發(fā)院院長助理邢惠清在文章中回憶：“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挺難的，每件事情都要從零做起。CCER（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簡稱）的第一部電話號碼是2501474。在1994年裝電話是件很大的事，為了再申請到兩部直撥電話，易綱老師帶著我在（北大）電話室磨了一個多小時。我們說，1474（要死去死）不好聽，能否給換一個號，電話部的張主任大大方方地告訴我們：怕什么？整個北大都是250。”​ ​

不只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當時整個北大的辦公條件都很差。對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元老們”來說，最實惠的好處是解決了住房。當時北大正在按工齡分配房子，學校的這項特批還讓管房子的北大房產部不太滿意。​

​改革參與者​ ​

“只有北大能容忍我們，在別的地方想這么做，阻力會很大。”​

“我們做的這些事，基本跟林老師（林毅夫）之前要成立KDI這個構思是一致的—（要有）扎實的學術研究，但同時培養(yǎng)人才，還（要）對現在的世界有影響。”姚洋如此總結這20年來國發(fā)院的發(fā)展。如今他已是國發(fā)院的第三任院長，前兩任院長分別是林毅夫和周其仁。​

​國發(fā)院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第一次亮相源于一場論戰(zhàn)。1995年6月，林毅夫與張維迎就國企改革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

這兩位經濟學界帶頭人的觀點截然不同。“雙方的分歧在于產權，簡而言之，林毅夫認為產權無礙國有企業(yè)改革，張維迎則始終堅持不改產權，國有企業(yè)根本沒有出路。”《跌宕人生路》一書記述，“這場‘內戰(zhàn)’，讓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領略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個新銳思想學術群體的威力。”​ ​

在過去的20年中，國發(fā)院幾乎參與了中國的每一次改革進程，從早期的農村土地改革，到國企改革，到電信改革，再到如今的醫(yī)改、城鎮(zhèn)化方案、老鼠倉的揭露等，都與之息息相關。​

​第二代青年學者李玲參與的醫(yī)療改革首次提出了“頂層設計”的概念。李玲等人還曾被請進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一些重大課題做講解。​ ​

1998年以來，周其仁開始組織關于電信業(yè)市場開放的研究。​ ​

“他當年參與了電信改革的討論，他的方案就真正成了電信改革的方案。”姚洋說。​ ​

2008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改名國發(fā)院。一是林毅夫認為經濟學發(fā)展到今天不僅是經濟學的問題，還納入了政治學和社會學問題；二是2005年以后，海歸機構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說法被多家機構采納。​ “我們做什么事都是領風氣之先，別人跟著我們學，我們就想，那干脆做個別人復制不了的。我們就做一個綜合機構。”姚洋說，“也只有北大能容忍我們，在別的地方想這么做，阻力會很大。”​ ​

“能夠比較好地提出建議，被國家采納，我想我們的研究是比較符合正確決策的思維方式的，容易看到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又不脫離國情。”林毅夫告訴媒體。他本人曾是朱镕基、溫家寶兩任政府總理的幕后智囊團成員。去年秋天，習近平還專門找他談了40分鐘，希望林毅夫做好智庫。​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林毅夫獲聘國務院參事。此后，“國發(fā)院”每個季度都會給參事室遞送一份有關中國宏觀經濟的報告，這已經成為機構的日常工作之一。直送中南海領導秘書、中央研究室、國務院參事室是目前非官方智庫機構遞交政策建議的主要渠道。​ ​

“我們希望內部有一些深入的討論，直接為政策服務。我不用考慮領導不高興這個報告，我這個級別升不上去了（這些問題）。如果那樣，肯定影響你的觀點，”23歲時在“九號院”見證當時改革的黃益平，如今主抓“國發(fā)院”的智庫品牌建設，他告訴媒體，“九號院的時候其實改革剛剛開始，大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樣的事情，然后一幫年輕人被推到了很特殊的位置，發(fā)揮了非常大的歷史性作用。現在（的情況）是對很多問題有一些認識，（但）有一些問題認識不足，可能是更多地通過學術單位（來研究）。”​

“我們會提出意見，但我們的態(tài)度是，沒有任何期待”。姚洋特別強調了國發(fā)院的獨立性，“我們的意見只供領導人做決策時參考，和國家智庫不同，國發(fā)院的定位還是做一些中長期的研究，哪怕做短期我們也是以獨立人的身份做。”​ ​

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到“國發(fā)院”，他們認為這里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中國是個金礦，你不能回到中國來，坐在這個金礦上面，然后去挖煤礦，你要挖出金礦來。金礦就是中國的現實，做研究就是要服務中國的現實。”林毅夫常常告誡他的同事們。​

“君子和而不同”​

​朗潤園里的每個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在這里營造著一個烏托邦。​

“君子和而不同。在過去20年我們能夠在一起創(chuàng)造中心，恰恰反映了這句話。”在國發(fā)院20周年院慶慶典上，易綱在北大百年講堂打趣道：“我們這幾個人，現在看起來有多么年輕，你就會想到在20年以前，我們這幾位是多么的年輕。”​ ​

他的身旁，是當年一起創(chuàng)業(yè)的另外4個伙伴：林毅夫、張維迎、張帆和余明德。海聞因教學安排沒能趕到慶典現場。​ ​國發(fā)院創(chuàng)院“六君子”如今已是中國經濟學家中閃耀的一代。林毅夫擔任過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周其仁在中國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電信、醫(yī)療、城鎮(zhèn)化等多個領域的改革中頻頻發(fā)聲；易綱現任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海聞先后成為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副校長。​ ​

這些人各有發(fā)展路徑，但仍然沒有脫離北大“國發(fā)院”，朗潤園的庭院里依舊保留著他們的辦公室，從鏤空的古典窗子望進去，一切井然有序。​

​如果沒有例外，每周一中午，朗潤園的一間會議室里會舉行一場工作會餐，桌上的食物一般就是一個盒飯，但這絕不會影響到聚餐的精彩程度。​ ​

“如果周老師（周其仁）在，他會講他去調研時發(fā)現的一些問題和趣聞，大家一起討論，非常有意思。上次我們討論到城市發(fā)展中綠化的問題，細化到了樹苗購買。”張帆告訴《博客天下》。​ ​

在姚洋看來，學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刺猬型，只專注做一件事情；另一類是狐貍型，興趣非常廣泛，涉獵領域很廣。“我們這里最受尊重的兩位教授就分屬這兩個類型，林毅夫極為專注，他要做的事一定能做成，周其仁的興趣廣泛，行動力強，在很多領域都有深入研究。”​ ​

與80年代那群走出“九號院”的年輕人相似，國發(fā)院的學者也秉承著兼容并包的氣質，它由一批充滿改革熱情的年輕人創(chuàng)立，而這個機構也成就了這里的每一個人。​

​國發(fā)院教授汪丁丁認為，朗潤園里的每個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在這里營造著以精神共同體為理想形態(tài)的社會網絡—一個烏托邦。​ ​

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們這一代人，在60歲的時候，人生的體驗足夠豐富，以致我比我年輕時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于是我在2013年9月出版的《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序言的結尾寫了這樣一段文字：“自由，是整體之事，我們一起成長。我們的‘成長’，定義是：有能力欣賞更自由的人生。”​

​張帆至今記得從“九號院”走出，后對國發(fā)院委以信任的一位元老的說法：“我對中心的信任是基于我對這幫朋友的了解。”​

“國發(fā)院是一個時代和一個群體的成就，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林毅夫告訴《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