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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的蒲知臨現在北京一所中學讀初中，網球是他最喜愛的運動

過程重于結果

蒲知臨在11歲那年成為五年級同學中的“學霸”。到紐約曼哈頓333學校上學的第二天，他在數學課上很快地說出了“51/3+91/3”的結果，全班20多名同學一齊發出了驚訝的輕呼。一個叫山姆的小孩問他：“你是剛過來的嗎？”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山姆羨慕地對他說：“哇，那你太棒了！”

在此之前，蒲知臨是北京人大附小即將升入六年級的普通小學生，按母親王洪燕的評價，他是學校中成績“還算不錯”的學生，每學期的期末考試中，語文、數學、英語三門課可以拿到95分左右的平均分，沒有短板，也沒有明顯的強項。如果不是父親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蒲知臨應當會在原來的班級度過六年級，與其他同學一樣繼續為“小升初”做準備。

成為“學霸”源于一些意外因素。來到紐約后，到所屬學區的公立學校注冊中心時，蒲知臨和父母被告知，他們期望進入的曼哈頓333學校已經沒有六年級學生的名額了。王洪燕記得很清楚，那是美國小學開學的第一天，她直接帶著兒子來到學校，校長正微笑著站在校門口迎接學生。“我對校長說：現在已經開學了，只有我們的孩子還沒有學上……”大概是被眼前這位中國媽媽焦急的語調感染了，校長與孩子簡單地交談了幾句后，同意讓他在還有名額的五年級入學。

“這個班大約有25名學生，都比我矮……他們算術很差，算一個1/2+1/4花了兩分鐘。”這是美國小學留給蒲知臨的第一印象。在陌生的學校里，他最初的自信來源于數學。他熟練地運用各種運算公式，別人在紙上寫了半天的計算題，他常常只用口算完成，老師看到他一下子算出“8÷5=1.6”，大為不解。由于數學出色，在五年級待了半個月后，蒲知臨被破格升入六年級，這在美國已經算是小學到初中的過渡年級了。

第一次家長會，作為班主任和數學老師的尼科爾總是向蒲知臨的父親不停地重復一個問題：為什么弗雷德（蒲知臨）的數學試卷總是答案全對，但又沒有過程呢？年幼的中國孩子也很困惑，老師指出的需要解釋、需要過程的東西是什么？可能只用九九乘法表就能解決的簡單計算題，但在美國的小學中，他要與四五個同學組成小組討論，在紙上寫下具體的過程，最終得出結果。每天一小時左右的數學課上，只能討論兩道題目。

蒲知臨把當時數學課發下來的題目紙拿給我們看，兩道題、兩張A4紙是標準量，兩道題寫在開頭，之后會設置三四個問題。題目通常為一個具體的情境，比如這一題：一只青蛙跳躍了8次，每次跳躍都是相同的距離，一共跳了96步的距離，試問青蛙每次跳躍的距離是多遠？

紙上有他畫的8條半圓弧線，表示青蛙8次跳躍的過程，之后是“96÷8”的算式。“這是寫得比較簡單的過程，不夠典型。”蒲知臨告訴我們，他一直沒有辦法像其他同學一樣寫出一個特別完整和復雜的思考、計算過程，他在國內小學已經學習過多則運算和應用題，對于這種簡單的題目總是憑直覺就寫出答案。

琳達是中山大學的教師，在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兒子也在美國讀小學。在琳達看來，中國小學生在數學上展現出的優勢并不能說明什么。“中國學生通過對知識點有針對性的重復性訓練，基礎知識掌握得比較牢固，能夠進行快速計算。美國的教學則更注重過程。”

語言是門藝術

琳達9歲的兒子埃里克是廣州中山大學附小的小學生，這所規模不大的學校是一所英語示范校，英語課采用全英文教學，高年級學生每年參加英語奧林匹克競賽都會有所斬獲。“我很擅長英語，但我不喜歡英語。”埃里克用稚嫩的童音肯定地說，“老師教給我們單詞，學會了之后還要再練習。”對相同的內容反復練習最讓他感到煩惱。“小孩子還沒有建立學習自覺性，他最討厭完成任務、被動學習。”琳達總結道。

埃里克對英語的態度變化從到美國讀小學開始。英文課最重要的授課方式是閱讀。每天一上課，全班同學就拿起自己攜帶的書籍，花上至少20分鐘進行靜讀，他們在教室的地毯上或坐或臥，選擇一個舒服的方式讓自己進入閱讀狀態。“埃里克在國內的時候很喜歡讀一套叫作《小屁孩日記》的童書，到了美國，他也幾乎每一本都看過。”琳達說，埃里克在課堂上讀喜歡的書、做喜歡的事，這會讓他覺得不是在學習，而是在玩兒。

蒲知臨向我們強調，這里的英文課并不叫“English”，而是“英語語言藝術”（EnglishLanguageArt），不是將語言看作一項工具，而是一門藝術，這讓他印象深刻。“閱讀的書目有小說、科幻、歷史等，書可能是自己買的，也可能是在教室圖書角、學校圖書館或者社區圖書館借閱的。每個孩子閱讀的書都是適合自己年齡的，因為幾乎所有書上都有閱讀年齡指導，比如7～9歲、9～11歲，圖書館也有借閱指引，針對不同年齡的孩子用不同顏色的宣傳單，宣傳單上會有推薦的閱讀書目。”說起閱讀的具體操作方法，琳達立馬滔滔不絕起來。“學校和社區圖書館就像是孩子的第二教室，放學后，等待父母來接的孩子會去學校圖書館寫作業，寫完作業就找書看。”

自由閱讀作為英文課課內學習的一部分，有完整的測評機制。每隔一兩個月，蒲知臨會面對一次一對一閱讀測驗：“這個測驗是為了解學生的閱讀水平而設立的，測驗時，老師會從各個等級閱讀測試文章中選一篇適合的文章交給你。首先，你需要把文章中被括號括起來的部分大聲讀給老師聽，老師會把你讀錯的音標記在他的材料上。接著，老師會讓你默讀完剩下的內容并讓你用自己的語言復述。之后老師還會問一些關于文章細節的問題，并把你的回答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然后老師就會告訴你適合讀什么等級的文章，并給你挑選合適的書了。”同樣的測驗，在埃里克的學校會通過電腦軟件來完成，正確率在60%以上可以升級，從幼兒園到高中12年級，至少分為13個級別，中間還有3.1、3.2等小級別。

埃里克每天回家后還要進行半小時到一小時的閱讀，寫讀書筆記，由家長簽字后交給老師。積累一本本閱讀書目就像是積攢一個個玩具，等級慢慢上升，讓孩子有了做游戲式的滿足。三年級的埃里克讀完的最厚的小說超過500頁，一本200頁的插圖書，他一個小時可以初步瀏覽完。“相比之下，國內小學生的閱讀量太小了，只有課本中的短文。雖然老師也提倡多閱讀，但是并沒有作為學校語文學習的一部分。”王洪燕與琳達有著相同的感觸。

閱讀同時伴隨著不斷加強的寫作訓練。美國小學高年級后，讀書筆記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要有自己的評價和觀點，還要有對觀點的論述。大的寫作作業并不多，每月大約只有一次。“我們經常用‘頭腦風暴’、思維導圖的方式來代替普通寫作。把主題寫在中心，然后把其他的思路往外伸展開來。我在國內讀小學的時候，每周都要寫周記，經常寫作文，但老師并沒有講過文章的思路和結構，更多的是給一個‘優’的評價，劃出一些好詞好句。”蒲知臨說。

回國后，蒲知臨至今也不太適應語文學習。“做語文閱讀理解題的時候總是想得太多，答不出標準答案。”他對不久前一次考試中的題目記憶猶新。文章講述了一位退休的檢察官，向神父懺悔自己當年錯辦的案件，題目問道：請你評價檢察官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答案認為檢察官是一個有責任感、勇于承認錯誤的人。我卻認為檢察官是一個懦弱、膽小的人，當年犯下錯誤的時候沒有及時承認和彌補。”他為此與老師爭論，老師勸他說，回答問題時應當表達積極的態度。“在美國的時候，每次讀書時我們都會在書中夾上筆記，老師會記錄下每一個人的不同觀點。”在沒有標準答案的環境下，他的觀點染上了批判的色彩，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建構式學習

數學和英文之外，科學課是美國中小學最重要的課程之一。與中國小學的自然課或者科學課類似，美國的科學課也將物理、生物、地理等學科的簡單知識匯集在一起講授。蒲知臨上的科學課，平時很容易，主要是一些科學小實驗，比如用不同顏色的豆子表示食物鏈的層級，模擬鹿、狼和植物互相依存的關系等。但是期末考試卻并不輕松，每個學生都要完成一個“科學生態項目”（ScienceEcologyProject）。蒲知臨遇到的項目課題是，以老師給出的幾個美國國家公園為題目，把公園的基本情況、生態系統、食物鏈等作為內容，用海報、小冊子、模型或幻燈片的形式將成果展示給大家。“老師對此的重視程度勝過其他任何一次任務。在此期間，她停止給我們布置其他作業，不斷地下發通知來提醒和催促我們抓緊時間。”他說。

蒲知臨的科學生態項目是關于美國的仙人掌國家公園（SaguaroNationalPark），在此之前，他對這個國家公園一無所知。仙人掌國家公園位于美國亞利桑那州南部，靠近墨西哥邊境。一棵棵比人還高、滿身長刺的樹形仙人掌是這里的典型植物，在仙人掌中筑巢的鳥類，或是在仙人掌根部棲息的爬蟲類，它們與沙漠和仙人掌一起形成了獨特的生態系統和食物鏈。

從網絡上了解到這些新鮮的資料后，蒲知臨試圖用很強的視覺效果來展示它們。“我想用最簡便的方法在PowerPoint上做出一個金字塔形的食物鏈，試了很多次卻沒成功。最后還是花了半小時用最笨的畫圖工具畫出了一個有些走形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他的幻燈片的核心，完成后，便要寫好講稿，對著鏡子不斷地練習，直到一個10分鐘左右的課堂演講得以成型。

“我覺得美國的基礎教育是‘廣積糧’，到高中以后才是‘高精尖’。小學不急于傳授確定的知識，通過多樣的學習內容和方式，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建立基本體系。”琳達認為，無論是注重過程的數學學習，注重閱讀習慣和方法的英文學習，或是注重研究和實踐的科學課、歷史課，美國小學的學習是建構式的，建立的是思維和知識的結構。“中國的基礎教育是傳入式的，重視知識點和細節的學習，但不夠連貫。”她說。

蒲知臨在國內小學所受的基礎教育，似乎許多方面漸漸與美國變得相似。他在人大附小的第二外語選修課中學習了法語，而在曼哈頓333學校，法語是所有學生的必修課。與科學生態項目類似，人大附小要求四年級以上的學生每個暑假進行社會實踐，并完成調查報告。“蒲知臨四年級時完成了《北京、深圳、杭州、成都小學生寒假課外學習情況調查》，他對小學生上課外班的情況很感興趣，我們就協助他聯系了四個城市的朋友，在四所小學發放了100多份問卷，雖然樣本有點少，但可以算作是最初的學術訓練。五年級時，他希望能到貧困地區看一看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通過查找資料，最終選擇了貴州安順的貧民區進行探訪。”蒲知臨的父親是經濟學研究者，他會利用自己的統計學知識，對兒子的調查方式、數據統計提出優化的建議，久而久之，蒲知臨對這種樣本研究方式有了概念。“這說明中國的教育方式也在與國際接軌了，只是人大附小的做法在中國的小學中還不具有普遍性。”王洪燕說。

孩子也有社交

埃里克和蒲知臨是兩個年齡、背景各不相同的孩子，但在各自的父母眼里，美國基礎教育為他們帶來的改變卻有巧合式的相似。“最出乎我意料的是蒲知臨與人溝通交流的能力。離開美國的時候，老師和同學給他舉辦了告別派對，他跟他們在一起可以說是談笑風生。他即席做了一個告別演講，其中講了一個笑話，惹得哄堂大笑，而我完全聽不懂。那應該是他們同學之間才懂得的笑話，這說明他真的融入了大家的文化。”父親所說的這個笑話，是蒲知臨拿一件與同學有關的小事逗趣。這在之前很難想象。去美國前，他只有一次與媽媽同去澳大利亞旅游的出國經歷。“我一路都在鼓勵他利用一切機會說英語，比如問路、買東西。那些簡單的對話他都會，但是到了現實中卻什么都說不出口。”蒲知臨后來說，自己是不自信，不知道該如何用一種陌生的語言對陌生人開口。

去年，蒲知臨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英國國際夏令營，全校70多位初高中學生中，只有兩個人最終獲得了“A-Level”表彰，一個是高二的學生，另一個就是只有初一的他。“考試分為筆試和口試兩部分，我的筆試成績并不好，營員中除了高年級的學生，還有很多來自德國、法國的歐洲人，他們的詞匯量、基礎都比我好。口試就是和一個老奶奶對話，我跟她神侃一通，聊我喜歡的東西、我的理想。可能是看我太敢說了，最后她給了我比較好的成績。”

琳達告訴我們，埃里克來到美國后最大的改變是“學會了社交”。“他本身是一個開朗外向的孩子，在國內時，是班里的‘五大金剛’之一，就是有五個男孩特別活躍，在班里比較有影響力。但是他沒有社交的概念，不會有意識地去策劃社交活動。美國的小學文化中特別注重社交，注重每個人和其他小朋友的關系。同學之間經常會‘約會’，就是相約到別人家里玩，甚至是在別人家里過夜。約會有專門的詞匯，叫作‘playdate’，過夜叫作‘sleepover’。孩子們互相邀請，約好后再告訴家長，征得家長同意，然后由家長們來協調具體的安排。”

“這種約會是小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幾乎每周都會進行，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派對，比薩派對、冰淇淋派對，參加這些活動的過程，就是孩子社會化的過程。”在琳達看來，幫助孩子邁出走入社會的第一步，是小學的基本功能，尤其是在低年級，知識的學習倒是第二位的。像美國課堂上廣泛采用分組討論的教學方式，從效率角度來評價，算不上極有效，但對社交能力和團隊精神的作用則不容小覷。蒲知臨向我們解釋：“我們班有32個人，4人一組，共有8組。一個小組中4個人的桌椅拼成一個長方形放著，各個組4張桌子的左上角都分別寫有A、B、C、D，每個字母代表一個職位，坐在寫著不同字母桌子旁的人有著不同的任務：A桌子上的人是小組BlueBin（每個人用來裝自己作業或雜物的藍色盒子）的管理者，坐在字母B桌子旁的是小組削筆人，在字母C邊的人是桌椅管理者，而坐在字母D旁的人是傳卷子或紙的人。這些字母過一段時間就會在四張桌子中變一次位置，一切都是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的。”

而在廣州的小學里，即使作為班里最活躍的學生，埃里克與同學也交往不多。“上課的時候大家都正襟危坐，只有體育課的時間才能一起玩兒，出于安全考慮，非體育課時間，學生也不能隨便到操場上活動。美國的孩子隨時隨地都在玩兒，操場上到處都有籃子，籃子里裝著小的足球、籃球等各種球。學校的游樂場分三塊，幼兒園的學生用一塊，小學1～3年級學生用一塊，三年級以上的學生用一塊，彼此互不干擾。”琳達說。

“我學會了社交的方式，回到中國也想嘗試一下。”埃里克這樣告訴媽媽。只有9歲的他，已經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和想法。他還在與媽媽的溝通中提出了另外兩項“要求”：“學數學的時候，我只要達到學習目標就可以，時間上自己自由掌握；希望媽媽對待我的時候要溫柔，不以家長的身份來壓制我。”琳達笑言，中國家長在與孩子相處時，似乎下意識地會成為一個管理者。而現在，關于成長和教育，她的孩子有越來越多自我的想法。“學習時，他希望像在美國時一樣，進行目標管理，達成目標后不必再進行重復訓練。生活中，他希望我能像朋友一樣平等地對待他。”與我們交談時，琳達總是讓埃里克先說，傾聽他的表達，為他總結和補充。她愿意不斷學習如何尊重兒子，成為他期望中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