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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

楊宗凱

劉暢

王強

在“新技術·新教育”在線教育圓桌沙龍上，各方人士一起探討信息技術發展給教育帶來的重大變革和應對之策

在“新技術·新教育”在線教育圓桌沙龍上，各方人士一起探討信息技術發展給教育帶來的重大變革和應對之策

大連的數字化德育課堂 CFP供圖(資料圖片)

著名經濟學家湯敏曾有這樣一個設想：如果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課程被大部分印度年輕人掌握了，10年后幾千萬甚至上億的印度年輕人都是哈佛或斯坦福畢業的。而我們的青年人才還是傳統教育教出來的，我們怎么跟人家競爭？

這種擔憂并非杞人憂天。

如今，信息化技術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教育領域中，一場信息化的顛覆性變革正悄悄地發生著。

“這場革命對于我們的沖擊不亞于工業革命。”用湯敏的話來形容，如果我們沒有趕上這場教育變革，就會如同工業革命被甩出一樣，非常危險。

“教育信息化關鍵在于‘化’，‘化’就是各行各業的重組和再造。淘寶是整個商業的再造和流通領域的再造。”華中師范大學校長楊宗凱認為，教育信息化和教育重組是很難的，需要變革。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信息化和教育的真正融合，讓教育信息化走完“最后一公里”？昨天，在由中國青年報社、中青在線舉辦的“新技術·新教育”在線教育圓桌沙龍上，楊宗凱與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衛生學校副校長楊琴，一起作業網董事長王強和CEO劉暢，一起探討了信息技術發展給教育帶來的重大變革和應對之策。

面對信息技術變革 我們的教育準備好了嗎？

如今，我國大中小學的教學設施逐漸電子化。教育的表現形態開始網絡化、在線化，學習無處不在。

在信息技術影響下，社會對于人才的需求發生了變化。楊宗凱認為，不像工業革命時代需要的都是“同質化人才”，如今更需要個性化、差異化的人才。

“教育正進入一個轉折時代。”周洪宇說，我們所面臨的，是包括教育觀念、目標、方式方法等在內的整個教育模式的重大調整，“核心是人才培養模式”。

在王強看來，互聯網給教育領域帶來的這次變革是從知識傳播角度、有效性角度和平民化角度產生的巨大革命，可以同500年前那場由活字印刷帶來的西方印刷文明革命相提并論。

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我們今天討論的新技術、新教育，必須放在整個人類教育歷史長河中，才能看得清楚位置、地位、價值。“從人類的教育發展歷史來看，實際上現在是第三個階段，我把它稱為第三次教育革命。第一次教育革命是從原始社會走向個別化的農工教育”。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從個別化的農耕教育走向大工業生產的教育，在這個階段里有現在經常提到的規模化、批量化生產，以及可以大批地復制培養人才，也就是拷貝模式。這種教育模式適應當時社會發展，而今天整個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有的說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有說工業4.0時代，但是可以判斷的是，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這個時代是由一種規模化的班級社會制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向全新社會的轉變。這就是未來要適應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新經濟、新技術。與此相適應的，是未來可能走向個性化差異化的生產模式。那么這個時代的教育在表現形態上是網絡化、在線化的。學習無處不在，各個場合各種方式，各種形式都在進行，跟過去僅僅課堂里面的班級體制完全不一樣。

“所以從人類教育發展歷史長河來看，我認為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的教育，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需要我們對教育的觀念，教育的目標，教育的課程內容，教育教學方法，整個教育的模式，人才培養模式進行重大調整。

那么，面對這場被譽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浪潮，教育準備好了嗎？

事實上，國家已經作出了部署。楊宗凱提到，教育部在2012年3月頒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啟動了“三通兩平臺”建設、數字資源覆蓋6萬多個農村教學點、教師的信息技術能力培養計劃……

“這些都只是初級階段，下一步要解決有和無的問題。”楊宗凱認為，想要進入教育信息化的高級階段就必須要融合、要創造一種新的教育生態。在他看來，這種新生態包括了以學為中心的新教學環境、擁有融合能力的數字教師，以及對教學方法、評價體系和培養方式等方面的改造。

“教育改革發展是系統性工程，絕對不是一個技術。技術只是手段，‘化’是目的。深度融合，發力點要在‘化’上。”楊宗凱認為，“如果只是簡單的修修補補，無法做到融合。”

“如果不能擁抱這次革命，我們將被數字化鴻溝擋在新一波文明之外。”王強認為，雖然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們更早建立計算機網絡，但只要敢去使用，或許能搶占先機。

他說，從計算機網絡的技術發展層面看，西方發達國家遠遠比中國或是印度這些后發國家提早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有意思的是，現在，技術發展更快的反而是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國家。

“越來越多的中國互聯網企業開始展示出領先世界的姿態，這說明什么？”王強解釋說，信息化初創期，我們在搭建基本網絡、組建信息基本模式方面沒有優勢，但人類知識是可以分享的，當基本模塊已經創造出來后，誰能第一個敢于用、有效地用，那你所獲得的利益將遠遠大于開拓者。

“我國有70萬名小學老師，隨便把一個老師叫過來，能不能用簡單的英語(課程)把小學大綱當中的1000～2000個英語單詞描述出來呢？”劉暢認為，只有非常優秀的老師能夠做到，但當有了信息化工具的時候，全國老師就都能做到了。

“這或許也是教育的后發優勢。”周洪宇補充說，“不管你準備好了還是沒有準備好，早順應、早受益，這對中國教育來講是難得的機會，要緊緊抓住。”

教育信息化需打破觀念壁壘 老師的職責被重新界定

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點提出要加快推進教育信息化。推進“三通兩平臺”建設與應用，力爭基本實現學校互聯網全覆蓋。

然而，教育信息化不是簡單地配發設備，開發資源，而是要通過推進教育信息化來促進教育理念、教學模式、學習方式的深刻變革。

已經有不少學者對此表示憂慮。清華大學教授蔣東興表示：“(很多地方)是錯誤理解了人人通，以為只要搭建一個平臺給每個師生開設一個賬號就認為達標了。”在實踐中，甚至對什么是網絡學習空間，如何評判優秀的網絡學習空間，各地還存在著大量的疑問。

劉暢曾走訪過不少三四線城市的中小學。他發現，目前校園建設中的硬件水平提高很快，即便是貧困山區里的小學教室里，電腦有了，互聯網也通了。但問題在于，“老師和學生沒有辦法把設備用得更好”。

劉暢認為，最后一公里的關鍵是教師教育理念的提升，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點在于老師本身。

他舉例說，小學老師在上《My Family》（我的家庭）一課時，文章說，“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爸爸、媽媽和我。”但當老師通過互聯網調出國外的繪本，上面的文章說的是，“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我爸、我媽、我弟弟、我姐姐，還有一條狗。”

“為什么在西方觀念里，狗也是家庭成員的一部分？”當這個老師提出這個問題時，她既完成了教學大綱里的內容，也讓孩子有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劉暢認為，這才是教育和互聯網深入融合的價值。

“這次信息化革命實際上最重要的是重新界定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老師。”王強認為，最聰明的老師應該是能夠迅速調動全世界最優質資源來使用的導師，“我呼吁任何一個想成為未來老師的人，一定要讓教師這兩個字向導師靠攏，引導學生思考個性化創造。”

楊宗凱在美國、澳大利亞考察時發現，很多學校都建立了“學習空間”，都以學為中心，支持學生學得更好。他認為，創新人才，除了基本知識和21世紀核心價值觀以外，能力是關鍵，“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創新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不能再以‘教’為主要方法了”。

周洪宇說，這讓教師既是人生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的引導者，也是學生知識學習、能力培訓的輔導者。“在這種新的時代里面，教師的作用迅速提高，性質、地位已經發生變化了”。

很多地方的老師連電腦都不會用 數字化鴻溝如何填補？

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教育問題時提出，要“促進教育公平發展和質量提升”。

去年3月，周洪宇發布的《2014年教育政策建議書》曾提到，當前我國信息技術與教育改革的布局和管理融合不夠，農村和邊遠山區的教育信息化依然薄弱，信息技術在促進學習效能、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學質量上的作用還不明顯。許多地區和學校投入巨資實現了基礎設施的信息化之后，卻發現教學質量并沒有多少提高。優質教育信息資源總量不足，多頭管理、重復建設、標準不統一等問題比較突出，共建共享教育資源的有效機制尚未形成。

劉暢說到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兩個學生在英語角對話的時候，說著說著突然淚流滿面，說老鄉找到了。

中國各地英語都帶著各自的口音。劉暢調研過程中，曾問一個教師你們有聽力題嗎？他說有。劉暢問“誰錄的音？”老師說我自己。劉暢用同一個問題問北京海淀的老師，回答是，“外教”。這就是數字鴻溝。

“互聯網平臺能部分有效地縮短城鄉差異、中西方差異，尤其在數字教育里面。”劉暢說。

“很多地方的老師連電腦都不會用，連開機、關機、查數據這些都搞不好，怎么用優質的教育資源？”楊琴說。

“走完最后一公里，不僅是資源配置的問題。”周洪宇舉例說，從湖北來看，我們有2000個教學點，從全國來看是6.7萬個，如果我們僅僅滿足于對每個教學點在硬件上的投入，那么硬件建好后，由誰去把教學任務完成？

“對于最偏僻的農村教學點，現在的方式是由高等學校或者地方去做這個工作。但沒有一個機制把各方形成一個共同體。”他建議，應該讓教學點與它最近的中心小學建立對口聯系機制，還需要通過網絡技術、教育考試等方面的立法來保證。

楊琴希望，隨著教育信息化的普及，生活在中西部的孩子，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的孩子，也能夠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

不僅如此，相關統計顯示，在過去的一年里，平均每天有2.6家互聯網教育公司誕生，Google、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企業紛紛進入互聯網教育領域。

劉暢認為，民營企業要想追求價值最大化，就會讓時間、財力效益最大化，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就得不斷去聽用戶的聲音。在他看來，正是因為新的課程大綱讓中國家長，尤其是小學家長放心地讓孩子進行素質教育，企業才能夠走進市場，滿足中國教育的要求。

“企業太有必要參與了。”楊宗凱認為，構建教育的新常態就是教育的變革。這種系統變革的技術，互聯網平臺服務是關鍵。企業如若不介入，那平臺和服務就不會存在。

他認為，“協同創新共同推動教育信息化”的創新模式是“UGBS模式”，其中，U是大學和研究機構，G是政府，B是企業，S是學校，“一定要建立協同方式來推動，一股力量推動不了”。

“這個話題需要教育工作者，我們的政府、企業共同思考。”周洪宇相信，只要政府在政策上引導到位、支持到位，企業又非常努力地進行對接，就可以用新技術來填補這個鴻溝。中國人口眾多，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巨大，也會促進企業在教育信息化平臺搭建上產生更多創新。

“中國今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試驗場，所有的技術、思想、方法都在這里得到試驗，都有成功的機會和可能。”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