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導讀]2013年，北大在北京投放的普通高考招生計劃總數為408名，在河南省的招生名額為124名，而今年兩地的普通高考人數分別為72736人和685000人。兩地學子上北大的機會分別為1/178和1/5524，相差31倍。 對于重點大學招生計劃向貧困地區傾斜，一位長期研究教育改革的學者也持有異見。“重點大學當然要擇優錄取，不看分數看什么？”他認為，從這個角度上說，意在公平的傾斜政策恰恰違反了公平的原則。 這位不愿具名的學者認為，教育公平應該主要體現在義務教育學段，而不是具有典型“私人品”特征的高等教育學段；而讓招生計劃數只占全國總數8%的985和211高校來體現教育公平，這一政策要求值得商榷。 包括他在內，多位教育界人士認為，要實現高等教育、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可及性的公平，關鍵在于此前的義務教育和基礎教育環節，而不是高校招生環節。 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有關研究表明，基礎教育階段占有政府經費分配比重越大，則經費分配越趨于公平，也有利于保證教育機會的公平。 而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相關投入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都非常大。1995-2002年，東部3直轄市(北京、天津、上海)與西部5省區(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和青海)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3.23倍擴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2.65倍擴大到了3.39倍。 城鄉之間以2002年為例：全社會各項教育投資為5800多億元，而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卻只獲得其中的23%。 教育經費投入的失衡造成了辦學條件的失衡，繼而會導致教育觀念、教師素質、科研能力等軟資源的失衡。 “985高校可以考慮漲學費”，上述學者說，不加區別地投入公共財政，效果并不好，對于準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教育需求，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機制來予以滿足，從而省出來的那部分公共財政，就可以用于向相對貧困的地區和人群傾斜。 (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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