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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生活中的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其實都是普通人，他們在照亮別人、為了實現道德理想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和代價時，也面臨著難言的困難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郎秋紅黃豁代群陳剛許曉青

近年來，各地在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公民道德教育中，推出了一批先進典型和道德模范。作為踐行核心價值觀的引領者和示范者，他們是全社會尊崇和學習的對象，發揮著“撥亮一盞燈，照亮一大片”的作用。

然而，《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最近在對滬、渝、皖、吉、陜等地采訪時發現，在鮮花和掌聲背后，有的模范在照亮別人、為了實現道德理想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辛勞和代價甚至生命時，自己卻面臨著精神或物質上的困難，在為生活和健康發愁。

尋找志同道合者

2011年12月4日是周日，從早上開始吉林市保民律師事務所律師修保的電話就響個不停。修保是吉林市律師協會會長，吉林省道德模范，不久前獲得第三屆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十幾年來，他依法為普通人維權，無償為企業及下崗職工、農民代理經濟案件、勞動糾紛案件幾十起，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10億多元，平息上千人次的上訪十幾起。修保出名后，很多群眾慕名前來。“忙得經常連飯都吃不上，實在太累了”，修保說。

在修保看來，比累更難受的是孤獨。他說，現在律師不算少，僅吉林市就有500多名，但是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沒錢、沒人、沒用”的社會底層做公益服務的人卻不多，“有的一開口就是上萬元的代理費，沒有錢就走人。”“北京等地的大律師，能不能犧牲一點個人時間，做一點公益？為國家分點憂、為老百姓解點難？”修保這樣問道。

共產黨員、安徽企業家余竹云也有一種孤獨感。這位“中國好人”長期從事慈善事業：為農民工在商品房小區樹雕像，為的是“以后農民工可以告訴他的孩子，這是爸爸蓋的小區”；為服刑人員子女設置改造獎勵基金，為的是“服刑人員可以告訴家人，這筆錢是我認真改造掙來的合法收入”……他在安徽企業家群體中喊出“企業家要成為社會矛盾緩沖器”的口號，可是尚未引發共振。

“在我周圍的富翁中，我被視為‘另類’。”他盼望黨組織能夠在企業家群體中開展價值觀教育。“這個群體現在為什么會出現一些頹廢現象，主要原因是信仰的缺失。有的企業家已不能稱為財富擁有者，只能稱之為‘貨幣擁有者’，因為一個人的財富既包括貨幣也包括精神。”余竹云這樣說。

重慶飲食行業協會會長劉英，因長期堅持誠實守信經營，近來獲得重慶市第三屆道德模范稱號。她說，為了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自己的餐飲企業十多年來堅持對每天購進的菜品進行農藥殘留等檢測，絕對不用來路不明的食用油。可由于尚缺乏法律和行業剛性約束，對于有的企業的失信行為，劉英無奈地表示，自己也只好“獨善其身”。

“道德模范”同樣是普通人

“不要寫我的名字，否則我的麻煩更多”，年前本刊記者在一家大型國企采訪一位道德模范時，他這樣解釋。

因為“為國爭光，展現了當代產業工人的氣概和榮光”，他當選為全國勞動模范并獲得第一屆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然而，本刊記者見到他時，他的情緒卻有些低落。自從出名后，關于他的負面傳聞似乎越來越多，“我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要受到評頭品足。有時無意中說的某句話就被斷章取義揪住不放”。面對莫名的傳言、苛責的眼光，這位模范不解地說，“我只是一個靠自己的雙手和技術生活的普通人，我只想好好干活，好好生活。”

這樣的尷尬也發生在2005“感動中國”人物洪戰輝身上。他帶著撿來的妹妹艱難求學12年，因為貧困下的執著一夜之間成為全國80后的一個青年楷模。然而成名后關于他的爭議不斷，如“賣書提成”、“草原訂婚”等，批評他高調、唯利是圖，甚至連女朋友為他買一件衣服也被質疑。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自從成了模范我感覺自己反倒成了弱者。話不敢說，事不敢做，權不敢維……任何人都可以用道德的名義要求我去干活，但是卻很少能關注到我的生活。”他不明白，憑自己雙手掙錢有什么錯？“如果道德要和貧困、苦難畫上等號，那道德還有什么意義？”

奧運火炬手、2008年感動中國人物金晶一直為“模范為群眾講課是否都應該免費”的問題糾結。一般來說，社會上邀請她去講課，她不會主動要錢，對方給就給，不給絕對不會要。但是有時候她并不高興，因為有的社會組織和單位是強迫她去免費上課、免費交流的。“模范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也要養家糊口。”金晶認為，講課費的存在，關鍵不在錢的多少，在于給予模范一種價值上的尊重和肯定。國外的模范人物，比如澳大利亞的一個殘疾運動員耐克給人講課，基本每場都會有講課費。

金晶說，“道德模范在當選前，其實都是普通人，一旦評上后就有了各種道德約束。有時確實覺得‘喘不過來氣’”。

關心模范生活困難

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吉林省東豐縣農民陳立榮悉心照料植物人丈夫20多年，靠種地和種殖食用菌的微薄收入挑起全家生活重擔。2011年她去北京參加全國道德模范表彰大會，卻找不出一身像樣的衣服，只能臨時向別人借了一件。

與陳立榮相比，有的見義勇為模范生活更為艱辛。長春市民韓伯均是長春市的老典型。上世紀60年代，他為撲滅山火保護國家財產嚴重燒傷，經過20多天搶救才保住了生命。因為面容被毀不得不離開教師崗位當了一名工程師，單位每月按工傷給他部分補貼。1999年企業破產改制后，他只能領取每月1000多元的養老金，既要生活又要看病。長春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秘書長楊世明說，由于基金會能力有限，并且也有規定，只能每年救濟一次，補助三五千元。

本刊記者了解到，據浙江省公安機關2010年調查，全省20多年來評選出的451名省級見義勇為先進人物中，有八成以上生活困難。因為這個群體中農民和農民工占70%以上。

有統計顯示，我國每年會發生上萬起見義勇為事件，有犧牲的，有負傷的。在身負重傷、缺乏或失去勞動能力的情況下，高額的治療費和家庭日常生活費用成了見義勇為者的沉重負擔，有的甚至不得不舉債治病維持生存。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最近對全國5770名受到省級以上表彰的見義勇為先進人物生活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擔憂”，仍有2920名見義勇為先進人物生活困難，占被調查人數的50.6%。

西安市見義勇為基金會負責人王黎認為，當前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保障尚不健全，全國缺乏統一的見義勇為條例，一些省份的條例則補償標準不一。

另外，能否評上烈士，待遇相差也明顯。長春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秘書長楊世明說，如果能評烈士，會得到長期的較好的保障；不然，只能進行一次性獎勵。而民政部門評烈士標準很高，要有“壯烈場景、搏斗場面”。按照這一標準，一般情況下見義勇為犧牲10人，通常只有兩三人能評為烈士。

同時，由于各地基金會普遍資金不足，對見義勇為行為的獎勵常常捉襟見肘，“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現象還有待根本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