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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早 北京學者 現代女作家蕭紅六歲時，想要一個皮球，聽大人說街上有賣的，就偷偷走出家門。之前她從未一個人上過街，很快就迷路了。一位好心的車夫問明她父母的名字，用斗子車把她送回了家?？斓郊視r，蕭紅一不小心從一米多高的車斗上跌落下來。又急又氣的祖父，遷怒于送她回來的車夫，不但不說感謝的話，還不容分說打了車夫一個耳光，車錢也不給。蕭紅感到十分不快，問祖父為什么要打車夫，祖父說：“有錢人家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氣的?！保ā抖自谂＼嚿稀罚?/p> “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舊家庭的罪惡，尤其是晚輩人性的壓抑。其后凡新派一點的父母，莫不以“民主家庭”自詡。改革開放以來，沐浴歐風美雨，“快樂教育”、“解放兒童”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再加上計劃生育，導致兒童成為相對稀缺的資源，“小皇帝”一詞不脛而走，“四二一”家庭模式成為社會主流，兒童無論在關注度上，還是家庭資源消耗方面，都成為重中之重。 問題是，回頭看看，我們真的跳出了傳統的窠臼嗎？從夢鴿為兒子的辯護詞，到大眾對“富二代”形成的固有不良形象，再到種種對“熊孩子”的吐槽與共鳴，是否可以說，這種“孩子不受氣”的思維，不僅從未停歇，甚至日漸下延，成為中國小康以上人家的主流教育模式？ 魯迅在《上海的兒童》里有一段描述：“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方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絕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p> 如果以李某某為個案來對照這段話，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他的成長歷程幾乎涵蓋了這“兩種方法”。夢鴿面對媒體說出的那一串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的形容詞“淡定、真實、禮貌、懂事”、“內心干凈、本真”，應該是她真實的認知，李某某在她面前，很可能是“一個奴才，一個傀儡”，而走出家門，立即“是暴主，是霸王”。這兩種性格統一在一個少年身上，并非不可能，而夢鴿為兒子選擇的辯護策略，仍然是“不受什么氣”，似乎意識不到兒子行徑對公眾道德的冒犯有多大。 清趙藩的武侯祠聯流傳甚廣：“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全聯重點即在下聯開頭“不審勢即寬嚴皆誤”。這句話移用來談中國的兒童教育，再合適不過了。“五四”以來，批評者基于人性解放的觀點，更多地將批判焦點放在傳統教育對兒童的桎梏與壓抑上，更忽視了傳統教育中同樣亦有嬌慣寵溺的一面。這一面與西方傳入的某種教育觀念相結合—西方教育觀念并非無可反思，波茲曼就曾批評中產階級對兒童的過度關注乃至“炫耀性消費”，釀成了今日中國社會對孩子的普遍溺愛，正如有不少聲音為夢鴿辯護：“作為母親，她為兒子做什么都是應該的?！狈此贾袊彝ソ逃?，需要根本性地重新清理我們的家庭觀念。（廣州日報） |
| [發布者：yez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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