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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當瀏陽市公安局交警大隊事故中隊原指導員李紹川向組織提出辭職的時候,時任大隊長周成果還在極力挽留李紹川。幾個月后,周成果卻成了組織挽留的對象——他一次性遞交了申請休假、申請辭去大隊長職務、申請退休三份報告。

據不完全統計,從去年到今年,瀏陽市至少有7名公務員()已經“辭職”——其中,3人辭去了公務員公職,已完全不具有公務員身份;3人依然保持公務員身份,只是辭去了領導職務;另有一人出國經商,情況不明。

這一現象引起了瀏陽市有關部門的注意,以至于有的公務員在提交辭職報告時,被告知“不要給組織壓力”。

在省委黨校的學者眼里,公務員“辭職”是個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本報記者向佳明 長沙報道

現象 7名公務員陸續“辭職”

這7名已經“辭職”的公務員分別是:瀏陽市公安局交警大隊事故中隊原指導員李紹川、瀏陽市公安局交警大隊原大隊長周成果、瀏陽市森林公安局原民警陶功財、瀏陽市社港鎮紀委原書記湯利、瀏陽市農村公路管理局原局長涂亞、瀏陽市普跡鎮原鎮長肖世明、瀏陽市廣播電視臺原臺長張忠。

這7人中,陶功財、涂亞和湯利辭掉了職務和公職,已完全脫離了公務員系統;李紹川是否保留有公務員身份尚不得而知;其余3人還屬于在編的國家公務員。

最早辭職的是李紹川。瀏陽市交警大隊教導員楊新文介紹,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李紹川突然找到他說要辭職,工作不要了。楊新文勸李紹川要慎重,考公務員不容易。緊接著,李紹川又找到了周成果,周讓李不要著急,找個時間談談心。

不料次日一早,李紹川沒有來交警大隊上班。此時的他,已經坐上了飛往非洲的航班,談心還沒來得及提上日程。

去年10月,周成果也向瀏陽市公安局提出辭職,因為他覺得“做了30多年公安,累了”。報告提交近2個月后,上級還是沒有給予答復。周成果大病一場,至今仍在瀏陽住院。

7名公務員中,最廣為人知的是陶功財。他畢業于軍事院校,曾是部隊一名技術干部,2011年轉業至瀏陽市森林公安局。去年年底,陶功財提出辭職,今年春節后獲批。辭職后的陶功財專心打理一個名叫“小鬼當家”的公益圖書室。

湯利和涂亞的辭職報告幾乎是同時通過瀏陽市委常委會批準的,組織部門找兩人談話也是前后腳進行。

湯利于2009年到社港鎮當紀委書記。在鎮長尋子俊眼里,湯是一個能說會道的人,他在鎮里分管紀檢、農業,曾經分管過宣傳。

涂亞提拔為瀏陽市農村公路管理局局長也才一年多時間,3月1日,他在交通局辦理完所有手續,正式離開了公務員隊伍。

去普跡鎮當鎮長前,肖世明是瀏陽市林業局副局長。他在鎮長的崗位上只干了約10個月的時間。一個多月前,他辭掉鎮長職務,回到瀏陽市林業局成為一名普通工作人員,這讓林業局行政科一位和他熟識的工作人員大呼吃驚,“好好的鎮長干嗎不當?”

目前,瀏陽市林業局尚未明確肖世明的具體工作,他被安排和林業局總工程師同一間辦公室。

履歷 5名為副科級以上干部

7名公務員中,除陶功財和李紹川外,其余5人均為副科級以上干部,且均為實職。他們中年齡最大的周成果52歲,年齡最小的陶功財32歲,湯利、涂亞、李紹川、肖世明的年齡則在35-40歲之間。

這7人“辭職”前多數已經在各自單位被委以重任。

以涂亞為例,他從路橋專業畢業后,剛參加工作就到了瀏陽市交通局,是該局為數不多的科班出身的人。交通局人事科與涂亞熟識的工作人員介紹,一開始,涂亞在公路管理站當一般工作人員,后來提拔為交通局工程科長,再后來去了公路管理站當站長,公路管理站更名為農村公路管理局,涂亞順理成章地成為局長。

“涂亞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缺一項他都不敢辭職。”這位工作人員評價涂亞。

肖世明的成長路徑跟涂亞有幾分相似。瀏陽市林業局行政科工作人員介紹,肖最開始在林場當一般職工,后來當了林場場長,工作了一段時間又調去林權服務中心當主任,負責林權改革,局領導見肖世明把林權改革搞得風生水起,將其提拔為林業局副局長。

周成果的履歷則更為豐富,他從警校畢業后,23歲就當上了七寶山派出所所長,之后歷任刑警大隊、巡警大隊、交警大隊大隊長,現在瀏陽市公安局和長沙市公安局的領導層中,數人是他曾經的同學甚至下屬。

一位辭職的公務員說,作為單位一定層級的干部,辭職面臨很大的壓力。不光單位領導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難過家人這關。“我們是從鄉下考出來的,一步一步做到現在這個位置,很不容易。我醞釀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氣跟父親說。”

類似情況還有很多:湯利準備離開社港鎮時,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多次出面挽留;去年10月涂亞跟局領導提出辭職時,局領導讓他不要開玩笑;陶功財則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才做通妻子的工作。

公務員辭職,感受到壓力的還有瀏陽市委組織部門。一位要求匿名的辭職公務員說,他提交辭職報告時,有人找到他,說不能給組織上形成壓力。

或許是考慮到這種因素,這些已辭職的公務員之間私下聯系很少,但有一次一位辭職的公務員打電話給另外一位,要求后者晚點再去辭職,不要弄得好像兩人約好一樣。

原因 “與反腐的約束無關”

陶功財辭職前就搞了個“小鬼當家”公益圖書館,由曾在醫院上班的妻子全職管理,他的業余時間也全部耗在這個圖書館,因為沒有時間賺稿費,家庭的經濟基礎也沒那么牢固了。

陶功財喜歡文字工作,但機關那些總結報告、領導講話之類的材料,并不對他“胃口”,“比較機械、八股文的那種。”他說。

陶功財想做出改變。

辭職時,有人說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干其他的,但陶功財認為,這么做首先紀律上不允許,另外,還要偷偷摸摸冒用別人的名義去做,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陶功財選擇了辭去公職。如今,他一邊操持著“小鬼當家”公益圖書館,一邊跟朋友合伙開了一家移動互聯網公司。

跟森林公安相比,眼下的生活更能讓陶功財找到成就感,“再不出來就老了,到了40多歲,有什么想法也做不動了。”他說。

熟悉涂亞的人說,涂亞其實是一個干技術活的人,但農村公路管理局局長的很多工作超出了技術的范圍,而他又不善言辭,不善人際交往。上述瀏陽市交通局人事科工作人員說,一個村修一條公路,省里規定財政給予補貼,但瀏陽之前實施過并村,幾個村合并也只有一條公路,村與村之間會發生糾紛,涂亞的資金壓力很大。

涂亞自己則認為,他的人生一直都是父母“規劃設計”的,從上學到考公務員,現在他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人生臨死前最后悔的,就是沒有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

湯利說,每個決定都是有風險的,原則就是兩利相較取其重。“這邊的事業(指辭職后的工作)更吸引我,值得我去追求,更有成就感。”

在坊間,對于瀏陽公務員辭職的揣測很多停留在中央“八項規定”和反腐行動對于公務員的約束上。事實上,組織部門找一些辭職的公務員談話時,也曾問及這個問題。

記者調查得知,多位辭職的公務員并不認為這是導致他們辭職的原因。

至少有兩位“辭職”公務員表示,中央“八項規定”對公務員的壓力肯定有,比如一些“補助”、“加班費”什么的就被取消了,但“八項規定”不是導致公務員辭職的決定性因素。

在一位辭職者看來,這是社會保障機制問題,因為很多人覺得公務員單位等于有保障,以后退休、住院什么的都可以報銷,實際上,現在的公務員跟企業員工差不多,只有現在交了錢,退休了才有錢發給你,并且還是那么多錢。

去向

有的自己創業,有的跟人合伙

在瀏陽之外,公務員辭職的案例并不鮮見,去年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原處長陳偉才辭職后,受聘為格力集團副總裁;近5年,北京法院系統500多人辭職調動離開法院,每年流失人員數量還有增加趨勢。

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王學杰認為,不要把“公務員辭職”當作太了不起的事情,它不會造成公務員大面積辭職,相反它會推動公務員隊伍結構的優化,改變把大量優秀人才都集中在公務員隊伍的局面,促使“公務員熱”現象降溫。

瀏陽的“辭職”公務員們很少和別人談及現在的工作,就連去單位辦理手續,同事之間也不多說。湯利說,沒做出影響力之前,多說會給自己壓力。

記者梳理瀏陽“辭職”公務員群體發現,他們的去向有三種:一般工作人員、自己創業、受聘于其他公司。

從領導層回到一般工作人員,依然保持公務員身份的有肖世明、周成果和張忠,他們分別是林業局、公安局和市委宣傳部的一般工作人員。

自己創業的有李紹川、涂亞和陶功財。李紹川去了非洲經商,涂亞自己承包了一家公司,陶功財則跟人合伙從事移動互聯網。

受聘于其他公司的為湯利,他受聘于瀏陽慶泰花炮集團,這是瀏陽市排名前列的煙花企業。目前,湯利正在為該公司籌辦一個素質教育項目。

湯利在擔任社港鎮紀委書記前,曾是一名中學老師,后在瀏陽市小河鄉、金剛鎮、達滸鎮三地當中學校長,辭職后的他可謂重操舊業。

社港鎮鎮長尋子俊透露,由于慶泰集團董事長跟湯利有親戚關系,湯利跟慶泰集團之間很早以前就有過接觸,但一直沒有行動。

湯利說,他幾年前就有要出來的想法。恰好去年慶泰公司轉型,選擇做教育,企業有了這個平臺,促成了湯利作出辭職的決定。

“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機會,稍縱即逝,企業不會等你,機會錯過就錯過了。”湯利說,他至今都沒有跟企業談工資待遇。

湯利的辭職讓尋子俊想到了自己,他說以前農村出來的人就業門路比較少,在他年輕的時候也一度曾想過辭職,但沒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就這樣“暫時干著”,直到現在。

湯利“暫時干著”的這些年,正是瀏陽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2013年,瀏陽市位列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第47位,全年完成財政總收入72.78億元。

這些變化很容易就反映在個體身上,有一次跟社港鎮的老同事私人聚會,湯利開了公司的一輛奔馳赴約,尋子俊至今還記得這是一輛奔馳S級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