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領域內，很少有關鍵詞能比“辦學自主權”這幾個字更有分量，更受關注。自從上世紀80年代一些大學校長提出這個問題以來，討論就從未歇止。1998年通過的高等教育法對此作出了界定，但之后近20年間，在實踐層面如何為高校松綁減負、簡除煩苛，真正賦予學校更大辦學自主權，始終是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令人糾結的問題。

 

    日前，《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印發，針對高校發展的關鍵性深層次問題，進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權，其力度之大、覆蓋面之廣，可謂空前。無論是落實和擴大專業設置自主權，簡化進人程序、自主公開招聘人才，還是將職稱評審權下放到高校，在核定的績效工資總量內可采取靈活多樣的分配形式，每一項政策均有的放矢，力求破除長期以來制約高校發展的不合理束縛。這為進一步擴展高校辦學自主權打開了改革通道，確定了基本框架，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

 

    邁出這一步，是教育發展規律和改革形勢使然。歷史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辦學自主性關乎大學的獨立精神與品格，以及政府由管理到治理的角色轉變，有助于大學進一步回歸學術屬性，遵從教育規律來設定長遠的發展目標。另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經過近40年的改革與發展，在學科專業設置、編制、進人用人、職稱評審、薪酬分配等問題上，已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各種不適應的狀況。這些體制機制障礙如不盡快破除，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展，也無法滿足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邁進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關鍵時期。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創新能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創建道路，不僅需要勇氣與自信，更需要在辦學理念與制度建設上銳意創新，讓每一所高校無論規模大小都可以輕裝上陣，根據自身優勢確定辦學方向，辦出自己的特色，進而激發每一個細胞的創新原動力。實現這樣的目標，松綁減負、破除枷鎖、簡除煩苛，是必須做在前頭的工作。

 

    當然，高校拿到更大的辦學自主權之后，能否接得住、用得好、不走偏，才是判斷這項改革是否成功的關鍵。擴展辦學自主權，不意味著讓高等教育成為隨意擺弄的“自留地”，而是要促進高校成為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創新高地。因此，要堅持放權與監管同步，從加強黨對高校的領導、加強高校制度建設與自我監管、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強化審計監督、強化信息公開與社會監督等方面，為高校辦學行為設置一些“保險栓”。與此同時，大學也要積極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建立起內部制衡機制與自律機制，真正形成科學、民主決策的現代大學治理體系，避免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不利局面。

 

    擴大辦學自主權，只是提升高校辦學水平的必要條件，并不意味著之后就是一馬平川。改革剛剛開始，前路仍需努力。期待松綁減負之后的高校煥發出生機與活力，拿出中國高等教育應有的自信與實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