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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699萬人，比去年多出19萬人。“沒有最難，只有更難”成為畢業生求職季無奈的感嘆。

　　因此，能找到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不僅被社會廣為關注，也成為高校畢業生們走向社會的第一考試……

　　杜羽(碩士，漢語言文學)：在心儀國企成功就業

　　險些被“關系”擠掉

　　空閑的周末，身在南方家鄉的杜羽總會架起畫架，畫上幾筆。她喜歡描摹向日葵，黃燦燦的，充滿朝氣，“我的心已經靜下來了。”此時，距離找工作遭遇“變故”已過去快3個月了。

　　在一家外企工作3年之后，杜羽成為北京某高校的一名碩士研究生。對于讀研，她沒有過多的想法，而是否會繼續留在北京也隨著“年紀漸長”和“心理狀態”的改變產生了變化，“一切都要看工作的平臺和機遇”。家鄉在廣東某市的她，對二三線城市并不排斥。

　　2012年9月，一年一度的就業季來臨，杜羽加入到求職大軍之中。彼時，誰都沒有預料到這會是“史上最難就業季”，近700萬應屆生蜂擁爭取有限崗位。

　　當年10月，杜羽如今所在的這家廣東國企開始在北京、上海、武漢以及廣東等地進行校園招聘。在上千人的競爭中，她順利通過網申、筆試，進入面試名單。杜羽記得很清楚，第一輪面試時，有好幾頁紙的名單，經過三輪的層層篩選，最終只剩下11人。而這才是招聘的一半進程，接下來還有見面會和實習期。

　　進入12月，北方的冬天變得格外寒冷。包括杜羽在內的11人，被接到該國企的某分公司，這里也是杜羽的家鄉，氣候溫和，珠江貫穿全境。見面會之后，有7人簽了兩個月的實習合同。

　　今年4月5日，該公司正式確定錄取杜羽，并簽訂了三方協議。“歷時半年多，一顆心終于踏實了。”那種輕松感杜羽似乎還能體會到。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在一個月后發生。

　　5月17日下午3時，杜羽突然接到了電話“我們不能錄取你了”，對方給出的理由是“專業不對口”。這一“變故”讓她非常不理解，她隨即撥通了部門領導和人力資源總監的電話，在陳述了3點理由后，總經理最終同意再給她一次面試的機會。

　　杜羽很清楚，她沒有任何退路了。下午5時訂機票，9時上飛機，直到深夜2時多，杜羽才趕回家鄉，“不敢告訴父母，母親身體不好，怕他們擔心”。

　　僅僅一天時間內，杜羽做了精心的準備，對單位領導的工作方法、個人喜好、面試目的等都做了研究。面試后的第3天，正參加畢業論文答辯的杜羽接到電話，得知“書記已經點頭同意了”，只是工作部門從“一個掙錢的換到了花錢的”。為了確保簽約，杜羽又匆匆趕回家鄉，“不停地奔走在路上，一下子瘦了5公斤”。

　　事后，杜羽才知道自己遭遇了“拼爹游戲”，之前所在的崗位已經被人“頂替”，而這個“頂替者”是當地政府一領導的子女。所謂“關系”，成為杜羽在求職“變故”中繞不過去的因素。

　　在一份針對“最難就業年”進行的調查問卷中，約有21.5%的受訪學生承認自己為求職動用過“關系”。此外，還有21.5%學生因為“關系”、性別、戶口等因素，在求職時有“被擠掉”的經歷。

　　杜羽險些成為因為“關系”而“被擠掉”的一員，她自嘲道，“誰叫咱沒有爹可以拼呢？”

　　方澤巍(碩士，車輛工程)：在深圳一家合資企業就業

　　留京不是“必選套餐”

　　“不喝了，明天一早還有面試。”2012年12月13日，方澤巍在生日聚餐上婉拒了朋友的勸酒。由于正在找工作，他不得不更謹慎一些。

　　25歲的方澤巍是北京一所985院校機械與車輛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對于求職，他的目標就是：北京、解決戶口、專業基本對口。

　　“這并不簡單，特別是戶口。”在北京生活了兩年的方澤巍說。事實也是如此，據統計顯示，2013年包括8.4萬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區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多達22.9萬人，但給予應屆畢業生的留京指標只有約1萬個。

　　今年9月，方澤巍開始關注各類招聘網站和參加校園宣講會，“只投在北京的國企和央企。”當然，大多沒有回音。

　　國慶節之后，方澤巍坐了3小時的車，奔赴某國企參加了人生的第一次求職面試，“一上來就是每組20人的無領導小組討論。”還沒感覺到就業壓力的他在接到第二輪通知后卻謝絕了，因為單位“在順義，太遠”。

　　時間在流逝，隨著校園招聘“金九銀十”的到來，方澤巍覓到了心儀的崗位。通過招聘會上投遞簡歷，他參加了一家知名外企的一次筆試和兩次面試，并獲得了口頭聘用承諾。

　　“解決戶口，福利待遇好，發展空間大”，方澤巍感到非常滿意，甚至還請室友吃了頓飯以提前慶祝。然而，在長達一個月的等待后，他卻被告知取消聘用，理由是“因今年行業形勢不好，不需要招聘那么多人”。聽到這消息，方澤巍“心里拔涼拔涼的，感覺被忽悠了”。

　　隨著身邊的同學陸續找到工作，方澤巍一時間感覺到了危機，“錯誤估計了形勢，態度不夠端正。”11月以后，原本只投北京單位的他開始像大多數人一樣“海投”，擴大求職范圍。

　　“沒想過留京到底為什么，只是大家都這么說，也就隨大流了。”對于求職初設定的目標，已經在深圳安定下來的他覺得當時有些盲目。

　　正在焦頭爛額之際，留京計劃又冒出了一絲光亮，“待遇好、工作地點在鳥巢附近”。接到一家央企面試通知的方澤巍非常激動，“但是一到那就愣住了，100多號人，5個清華、2個海歸、3個有相關工作經驗”。“競爭太激烈，算了吧。”頓感壓力的他不得不安慰自己。然而，第二輪通知卻意外來了，“當時真的高興壞了。”他急急忙忙做了一些應聘準備后，參加了第二輪考試，“只有20來人了，自信心一下子就有了”。隨后，方澤巍如愿進到只剩6個人的第三輪考試。

　　隨著一輪輪的推進，正當方澤巍感覺“快差不多了”之際，卻止步于第四輪。頹然敗下陣來讓他非常泄氣，“有段時間總是去操場靜一靜，才能說服自己繼續找工作”。

　　12月下旬，方澤巍通過校園招聘接到了深圳一家合資企業的面試通知，他沒有再堅持“留在北京”的想法。憑著自身實力和多次應聘的經歷，通過一次筆試、一次人事面試和一次技術面試后，“去南方”成了他最后的決定。

　　“不是說今年是‘史上最難就業季’嗎？”走在深圳的街頭，方澤巍很慶幸能找到工作，“就業有很大的偶然性，留京不是畢業的‘必選套餐’，適時調整也會挺不錯的。”

　　吳寧浩(碩士，行政管理)：未就業并選擇延期畢業

　　希望在一次“群面”后落空

　　“你想好了？”4月20日，吳寧浩到學院遞交了延期畢業審批表，“當時，包括我父母、導師在內的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

　　“沒找到工作，再等一年唄。”吳寧浩很坦然地說。延期畢業審批表，這張本來是給論文未完成或學分未修滿等學生發出的“通知書”，此刻卻攥在這位畢業生手中。“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慎重考慮之下還是決定‘曲線’就業。”吳寧浩鄭重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重點院校與專業、不錯的實習與實踐經歷、還有別人眼中的性別優勢，換在一年前，這位25歲的小伙子不會想到找不到工作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在今年的699萬求職者中，吳寧浩成了“不太順利”中的一員。

　　“沒放在心上”是吳寧浩提到的最多的一句話。

　　翻開求職記事本，吳寧浩的第一次記錄是在2012年5月。“聽師兄師姐做求職報告，像我們這樣的，應該不會差到哪兒去。”性格比較沉穩的他，將外資、合資等企業劃在了目標范圍外，“最想去的就是傳統單位，工作地點在北京。”

　　吳寧浩的目標符合許多在校大學生的求職期待。中華英才網發布的數據也顯示，有超過50%的在校大學生期望進入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體制內單位。

　　將第一批較早開始校園招聘的企業“錯過”后，吳寧浩在10月開始制作求職簡歷并投遞。“十一”期間接到一家事業單位面試通知的他，不緊不慢地回到北京，“什么材料都沒準備，只是想練一下”。

　　此后，吳寧浩像大多數求職者一樣重復著投簡歷、等通知等一系列流程，但已對就業形勢有所耳聞的他雖然是有些緊張了，但還是只投特別中意的單位。

　　11月初，憑著不錯的求職“硬件”，吳寧浩參加了5家單位的招聘考試，“基本都過了筆試，進了面試，但之后就沒有消息了。”

　　年前落實工作的愿望在最后一次“群面”后落空了，“記得很清楚，那天下大雪了。來年再戰吧，年后的機會也不少。”

　　再回到北京已是2月末，坐在宿舍的吳寧浩感覺“掰著手指頭都能慢慢數出離畢業的天數了，但著急也沒用，還是淡定地找吧。”年后每次參加招聘考試，吳寧浩總還能見到“那一小撥兒熟悉的面孔”，“名校畢業、天花亂墜的經驗、沉穩大氣的態度”，擁擠在金字塔尖的他們很難再降低自己的要求，“這也說明今年確實是不太容易就業的一年。”

　　浙江的一家國企是唯一一家向吳寧浩伸出橄欖枝的企業，然而在一周的實習后，他還是回到了北京，一直沒離開過北方的他直言，“待遇很好，但是生活不習慣”。

　　2013年4月，吳寧浩與室友聚了新年來的第一次餐，一群年輕人都感嘆“找工作并不難，但找好工作難”。沒多久，本來只是“星星之火”的延期畢業計劃在他心里“燎原”了。在征得父母和導師的同意后，吳寧浩辦理了延期畢業手續，暫時也不用擔心戶籍會被遷回家了。

　　“一個師姐也因為沒找到稱心的工作延畢了一年，但運氣不好又趕上了今年糟糕的就業形勢，最后去了一家私企。”在吳寧浩看來，雖然這樣有風險，但第一份工作還是不能太隨便地找碗“下飯菜”，工作平臺和發展空間很重要。

　　8月的北京，吳寧浩拿出一份《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寫寫畫畫，“很多單位都會考公務員()這些題，還是為今年找工作提前準備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