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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一所民辦高校的部分集資者找到當地教育部門尋求幫助，希望徹底排查該校的違規行為，兌現集資合同條款。

原來，這所民辦大學現任校長2005年上任后，急劇擴大教育基地，先后興辦了兩個新校區，近年又聯合他人積極圈地，在“教育扶貧、信貸助學”之類的口號下，向社會公眾大量集資，總金額高達3億多元。貪大求快造成資金鏈斷裂，學校現已封門停建。

自1997年10月1日國務院頒發《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以來，在經歷了16年市場洗禮之后，中國民辦高校顯露出了不尋常的“疲態”，融資成為棘手難題，民辦高校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面對困境，民辦高校如何突圍？記者近日進行了采訪。

民辦高校的融資困境

“巨額的欠債就像一座大山壓在肩頭，讓我們辦學者無法放開手腳安心辦學。”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的中層干部陳鳴（化名）告訴記者，學校由湖南獵鷹實業有限公司投資創建于1997年，由于學校建設投入巨大，到2009年，缺少資金讓學校運轉舉步維艱。

在命運攸關之際，學校希望通過引進社會資本，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以突破資金瓶頸。2009年，學校引進勞瑞德教育集團，由其出資成立了新的合資公司。新的公司成立以后，通過大規模注資使學校逐步擺脫了財務危機。

如今，學校的學生宿舍、綜合樓、音樂樓等工程都開始動工，投資近3億元，這種合作方式讓涉外嘗到了甜頭。“學校基本上已經脫離了辦學資金風險。”校長張放平在一次學校會議上公開宣布。

勞瑞德不僅帶來了真金白銀，而且帶來了先進管理經驗。學校管理逐步實現了規范化。“經過幾年改革，學校實現了大變樣，各個方面都顯得很規范，現在我們再回過頭看，以前在財務和內部管理上存在的諸多漏洞讓我們倒吸了一口涼氣。”陳鳴告訴記者。

正當學校為此感到高興之時，一個有爭議問題的出現讓他們倍感苦惱。

“湖南省有關部門得知勞瑞德控股70%以后，希望稀釋勞瑞德股份，使外方控股低于49%。這樣一來，如果操作不當就可能會讓已經安全著陸的學校重陷危機。”陳鳴對記者說。這樣的局面讓學校始料未及。

而實際上，我國的法律法規對此并沒有明確規定。“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的主辦方湖南獵鷹實業有限公司變更為中外合資企業之后，學校屬于中外合資辦學而非合作辦學，對于合資辦學，國家沒有股權結構的規定，只是明確不能外商獨資。”該校法律顧問告訴記者。

面對這種情況，學校該何去何從？在寧波教育局局長黃士力看來，民辦高校的資金應該是，“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只要看我是不是真正辦教育”。

盡管涉外經濟學院在資產結構方面還面臨考驗，但對全國大多數民辦高校來說，涉外學院的煩惱只是一個“甜蜜的負擔”，因為很多民辦高校都深陷融資難的泥潭，為找錢而犯愁。

有公開數據顯示，教育行業的投資在經過2008年的高峰——31起融資案例、6.3億融資規模之后，在2009年便已陷入低谷，雖然2010年和2011年，中國民辦教育行業融資案例數量和融資規模再次呈現上升趨勢，但主要還是來自教育培訓領域，高校投資鮮有涉及。

據了解，當前民辦高校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四種途徑：學生學費、政府資助、社會捐贈、學校自身的產業開發。但多數民辦高校走的是“以學養學、滾動發展”的道路，它是一種建立在少量資金或是“三無”（無先期投資、無自建校舍、無專職教師）基礎上，主要依靠收取學費來維持其運轉。在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蔣國華看來，現在民辦高等教育形成了一個特有的現象——兩個90%現象：90%以上的民辦高校90%以上的經費靠學費收入，其余不足部分則依賴銀行和個人貸款。依賴學費的發展模式暴露了民辦高校的財務運作風險，一旦其生源市場萎縮，學雜費收入下降，將直接威脅到民辦高校的正常運作及可持續發展。

有學者做過分析，一個民辦高校僅僅就其辦學基本經費而言，在校學生人數在1.1萬以上的時候，才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而低于6000人就開始賠錢，就必然要壓縮教師和設備維持運轉。所有在校生人數如果低于5000人，這所學校可能就會難以維系，陷入財政危機。近幾年，受適齡入學人口減少和高校普遍擴招等因素影響，民辦高校肩上的擔子和壓力也越來越重。

據北京城市學院(招生辦)黨委書記、院長劉林介紹，相比學費滾動，政府資助少得可憐，在全國范圍來看，大約在4%—5%。

“民辦學校又不是后娘養的，憑什么不能獲得公共財政資助？”在民辦教育高端發展論壇上，一位民辦教育專家尖銳發問。

從民辦高校誕生起，政府過于強化非營利性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成為規范民辦高校的主旨，恰恰忽視了政府對非營利性公益事業扶持的責任，造成了獨立學院發展限制偏“硬”、扶持偏“軟”的困難局面。

比如，公辦高校向商業銀行貸款可以享受政府貼息的優惠，但民辦高校卻難以從政府獲得貼息補助。公辦高校師生可以申請政府研究資助，民辦高校師生也不具有申請政府研究資助的資格，直到2008年才首次有兩所民辦高校獲得國家社科資金和自然科學資金的資助，實現了零的突破。在財政政策上，公立和民辦的雙軌制不僅限制了民辦高校的發展，事實上也決定了在社會地位上民辦比公辦“矮一頭”。

在這種偏見或歧視傾向的影響下，民辦學校的規模難以持續地擴大。同時，還導致許多投資者產生各種錯誤的效益觀和不良的辦學行為，也造成內部管理體制混亂、運行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弊端。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王文源認為，除了政府資助，另外3條資金渠道也不是那么通暢。

至于社會捐贈，一方面我國尚未形成完善的社會捐贈文化，目前也缺乏稅收等相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受辦學水平和社會公信力等因素限制，民辦高校在目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也很難有能力吸引到足夠多的社會捐贈。民辦高校屬于社會公益事業，想要靠自身產業開發解決資金問題，也不現實。

王文源說：“學費是民辦高校辦學經費主要來源這種局面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很長一段時期內也會維持，這是由當前我國的國情決定的。”

王文源表示，目前我國民辦高校均為非營利性機構，社會上對部分民辦高校營利問題的一些批評是站不住腳的。“至于將來是否會對民辦高校的‘營利’、‘非營利’問題進行政策調整，屬于頂層設計的范疇。目前，這一問題正在國家制度層面進行設計，不久將會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