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陳承；李芃 2012年的倒數第二天，上海公布異地高考()方案，這個與上海市人才居住證掛鉤的方案一出臺，呼吁高考改革的北大教授張千帆，就對它打了“不及格”的分數。上海一些知識界人士則認為，讓當地政府僅憑一地之力，推動高考公平，注定充滿無奈。因為區域間指標平衡問題，應該由更高層面協調解決，如果能實現這種平衡，“投機式”的異地高考將沒有市場。 “中央將部屬院校的事權基本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也要求地方對于高校進行更多的投資，”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林榮日在接受本報采訪時稱，“這一過程經過十幾年的發酵，目前已經演變為中央與地方對于高等教育權力博弈，在地方對部屬高校在駐地的招生、科研等提出更多要求的同時，中央也在有意識地限制地方政府的影響力。” 視之為對教育投資收益的博弈，可能也能概括十數年來的“爭奪戰”。學者研究數據和本報查詢的信息都顯示，過去15年來，教育部直屬高校在屬地招生數量，占招生總量的比例，幾乎是一條“倒U字形曲線”。現在的比例數值正處在曲線右側，即屬地招生比例在縮小。 1999年央地“共建模式”開始前，駐地在上海的8所部屬高校在上海地區招生的比例不足20%。此后三年，8所院校在上海招收的本地生源比例平均值，已猛然躥升至56.99%。而從2008年開始，教育部明確要求直屬高校將屬地招生比例回調至30%以內。 在上海，以復旦和交大為例，兩校在“30%紅線”出臺前后，對于上海生源的招收比例也出現明顯的變化——紅線出現前，兩校于2008年的招生計劃中，上海生源的比例高達42%及43%，然而這一比例現今已回落到30%以下。同時，地方撥款占直屬高校總收入的比重也在減小。 正因為“紅線”的存在，放開異地高考之后，這些生源將擠占已經回落的屬地招生比例。林榮日對本報記者說，“在紅線的影響下，一旦北上廣等地放開異地高考，對于本地生源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對本報記者分析，在目前央地共建的博弈中，一個令各界滿意的異地高考方案，已非地方政府一力能夠促成，“這本來就不應該(完全)交給地方來辦”。 有專家提出，若需“頂層設計”，可以先從中央部屬高校的財政全部由中央負擔開始，同時以更合理的地區指標分配體系取代“30%紅線”，或可達致各方都能接受的教育公平。 屬地招生指標回落 “地方政府此前對部屬高校在駐地的招生比例，曾經施加過巨大的影響力，然而這一影響已在教育部‘30%紅線’出現后消失殆盡。”林榮日對本報記者稱，異地高考成為2012年度熱門話題背后，實則是“央地共建”的高等教育辦學模式在過去十幾年中的持續發酵。 1999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此后，高校分為中央部屬高校和地方省(市、區)屬高校，分別由中央和省級地方政府兩級管理與此相適應。對高校的投資責任分別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承擔。 “這一改變被濃縮為‘高速、合并、合作、共建’的八字方針，由中央和地方各負擔一部分撥款。”熊丙奇稱。但是，地方高校經費由地方財政覆蓋，教育部和其他中央部委直屬管理的高校所需經費，中央財政卻未全部覆蓋。 由此，中央部委直屬管理111所高等院校，尤其是其中“985工程”及“211工程”名單中的高校，成為屬地的地方政府希望爭奪的優良教育資源。 “中央的放權，從當時來看有迫不得已的情況，龐大的高校支付已使當時的中央財政面臨巨大壓力，而放權地方后，中央的財政包袱得到顯著減輕，”林榮日說，“與此相對的是，地方政府在對部屬院校持續追加投入后，也得到了更大的話語空間。” 官方數據顯示，在上述改革初問世的1999年和2000年，上海市政府用于8所“共建高校”的財政撥款共達30億元，彼時，這一數字已經占到所有上海普通高校財政撥款的三分之一。隨之而來的，則是直屬高校在上海招生數量持續近十年的增加。 1999年，駐地在上海的8所部屬高校在上海地區招生占總招生指標的比例不足20%。此后三年，8所院校在上海招收的本地生源比例平均值，已猛然躥升至56.99%。 比如，在全國最知名的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直至2008年教育部劃定“30%紅線”前，兩校在當年招收的上海生源比例，也均超過了40%。 “從投資(權益)角度來說，地方政府認為，既然進行了投資，則理應獲得回報，”熊丙奇對此情況分析稱，“然而這一功利的思維卻導致部屬高校地方化，影響學校的辦學品質。”也有觀點認為，直屬高校必須與當地資源、文化相交流，才能更好服務于地方經濟和社區，比如地方愿意投入科研經費，對高校與本地市場合作，促進就業都有好處。 “30%紅線”出于2008年1月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做好200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分省分專業招生計劃編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歷年招生信息顯示，此后上海8所部屬院校的上海生源招收比例，均迅速回落至30%的水平。 央地財政撥款消長 在部屬高校招生比例話語權“央進地退”的浪潮中，地方政府對于部屬高校的撥款比例，也逐漸下降。但這一趨勢會否影響今后“指標權益”的分配，目前還沒有明確信號。 官方數據顯示，2007年中央部委直屬院校獲得地方財政撥款占所有財政撥款比重為18.97%，而這一數字隨著2008年“30%紅線”的出臺，隨后三年連續回落，至14.49%(2008)、13.19%(2009)和11.21%(2010)。 這一趨勢在上海亦不例外。1999年，上海市政府撥給8所共建高校的經費達15億元，而根據上海市財政部公開的2010年及2011年本級財政預算執行情況顯示，用于落實“985工程”、“211工程”地方配套資金為10億和16.3億元。 與十年前相比，上海本級財政在對部屬院校的地方撥款經費方面，并沒有明顯增加，相反在個別年份，還出現一定萎縮。與此相對的是，在所有部屬院校中，中央財政撥款則持續增長。 以復旦大學為例，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層管理人員向本報透露，2010至2012年，該校每年度的總收入分別約為38億、42億及49億，而用于維持校園正常運行的費用和其它正常開支之后，每年都略有結余。 其中，學費收入占到23-25%，中央和地方財政撥款和科研經費占60%，余下則由高校自籌。而復旦在近幾年平均獲得的來自上海市層面的科研和專項配套經費，約在5億上下，而每年這一數字均有相當程度的浮動。這也與央地撥款消長總趨勢吻合。 相比之下，上海市政府的“投資”更青睞交大。上述人士分析稱。作為理工科高校，交大對于上海地方經濟的貢獻可能更為明顯，據其了解，交大在2012年獲得來自上海本級財政撥款為9億多。而這一數據在近幾年已呈現明顯的交大倍于復旦局面。 高校收入結構大約分為四塊：一是高等教育事業經費，按定員(包括學生和教師)定額的方法撥付；二是高等學校科研經費，通過招標、申請、評議程序，專項撥付；三是高等學校基本建設經費，采用立項申請的辦法進行分配；四是高等學校其他專項經費。 本報記者獲知，部屬院校獲得的中央財政撥款主要有三部分構成，即：中央教育經費撥款、中央科研經費撥款及中央其它經費撥款。而地方撥款則往往通過科研和其他“專項經費”項目下達。上海市財政局明確在國庫支付中心設有“211高校專項經費”、“985高校專項經費”等。 “中央及地方的撥款消長，并不意味著地方對于高校的影響力從此消失，”林榮日介紹，“由當地政府提供的科研項目經費，對于高校(管理人員)仍有很強的吸引力。” 招生指標壓力樣本 在招生指標上報制度中，高校是起草人，教育部一直扮演最終確定人的角色，地方政府則需要為實現“投資權益”和“指標紅利”施加壓力。 一位上海某直屬高校招生辦主任說，該高校上報地區招生計劃時，一般會依次參考高校屬地、共建情況、政策傾斜、行業要求(如石油高校一般在產地招得多)、生源質量等因素。 每年招生季之前，教育部都會下達一份年度高校招生來源計劃編制文件，對當年的招生計劃分配給出指導，前述“本地生源不得超過30%”即源于這類文件。 此外，文件一般會涉及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政策。“多數指標定得非常死，高校幾乎沒有自主動彈的余地。”上述招生辦主任說。因此，除非某些地區招生未滿，否則基于上一年的招生來源結構，高校管理人員幾乎沒有作重大調整的空間。 “部屬高校在紅線出臺后，(高校)面臨中央和地方兩頭都要照顧的被動局面，”林榮日分析稱，“一方面是‘30%紅線’無法逾越，一方面又要盡量滿足駐地政府提出的本地生源招收要求。” 林榮日透露，以復旦為例，這一左右為難的局面，至今已發展成復旦對于上海生源的招收比例死死卡在了30%線上，“快到再多招收一名上海生源即會越線的極端情況。”本報記者查詢，2012年上海交大本地招生占總數28.57%，復旦大學該比例為28.32%。 上述招生辦主任認為，屬地招生指標，不太可能因為異地高考放開再度增加。部屬高校的招生指標有詳細的計劃，還有連續的歷史慣性，在某個地區增加的空間很小，解決之道恐怕還是要發展地方高校。 但未來如果對屬地招生指標有進一步縮減的預期，也難以在某一年突然下調。因為高校仍有大量涉及行政審批的事務，要在地方行政體系內尋求支持。 異地高考倒逼頂層改革 “部屬高校今后當然還應該繼續推動面向全國進行招生(指標調整)，”熊丙奇稱，“否則，如果由地方施加更多影響力，則部屬高校難以名副其實。” 但是異地高考政策卻已經讓屬地地區許多考生家長擔憂。然而，林榮日也認為，以部屬高校為代表的優質高校資源，在難以逾越“30%紅線”的情況下，若貿然加快異地高考的進程，以北上廣為代表的發達地區中的本地家庭，將會面臨巨大利益損失。 “據我統計，目前在上海，初中階段外地生源比例已經接近40%，而一旦在上海放開異地中高考，本地生源受到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林榮日稱，“因此，我認為在頂層制度沒有松動的前提下，上海能夠承載的異地中高考生源比例，不能超過整體的10%。” 而剛出臺的上海版異地高考方案，則印證了林的結論。在上海版方案中，異地高考與居住證制度掛鉤，擁有A類人才居住證的子女可以獲得在上海參加中、高考的資格。 “這個方案顯然是上海的政策制定者，在權衡本地生源利益及中央要求的各種因素后才出臺的。”林榮日說。 但上海版異地高考方案和北京版方案相同，一經出臺，卻引來輿論和異地高考推動者的指責。此前，外來務工人員家庭已經以公開活動，表達了對長期平權問題的不滿。但本地人稱之為“異鬧”的行動，在近年中高考報名前，總是成為社會熱點。 “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嗎？”對此，熊丙奇反問，“現在看來，異地高考(方案)這本來就不應該交給地方一力來辦。” |
| [發布者：yez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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