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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標準化的考點、遍布的攝像頭、指紋掃描系統，以及安保部門的介入，都沒有阻止住這127名替考者的腳步。

高考()剛剛結束，河南省127人替考的消息就吸引了公眾的眼球。

實際上，高考這個國家級考試不可謂不嚴格。除了近千萬考生外，在這一天，教育、公安等各相關部門嚴陣以待，“平安高考”就是對他們的考核指標。而就是這個億萬人關注的舉國大考，卻頻頻爆出作弊、替考等丑聞。

原因何在？嚴密的高考為何會出現如此漏洞？這樣的漏洞能不能堵住？記者就此展開采訪。

高考嚴不嚴？

高考嚴不嚴？很嚴。

在考生須知里，有著詳細的近乎煩瑣的規定：“除2B鉛筆、0.5毫米黑色墨水的簽字筆、直尺、圓規、三角板、橡皮、小刀、空白墊紙板、透明筆袋外，其他任何物品不準帶入高考考場。”

而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更好地防范替考，在考生入場環節，今年教育部門剛剛規定除“身份證＋照片”外，還需要考生提供指紋。

標準化的考點、遍布的攝像頭、指紋掃描系統，以及安保部門的介入，都沒有阻止住這127名替考者的腳步。

在相關媒體的報道里，替考的鏈條十分嚴密。有人負責物色大學生，甚至會組織替考人員資質測試；有人負責做監考老師的工作，讓他們在明知可能有假的情況下仍然放行；有人負責聯系家長，讓他們根據自己的需求對接替考人員。

于是，照片可以造假、指紋可以造假，連考生本人都造了假。

在高考嚴肅的外衣下，為什么能有這么多小動作？

“外緊內松。”一位考生這樣說。而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這樣一些情況。某省高考巡視組組長在某地例行巡視的時候，發現剛開考不久，卷子就被傳到考場外面去了，當她去制止時，卻被當地官員提醒“這對你沒好處”。她只好讓車停在考場門口，在相關考生卷子上簽上“作弊”后馬上離開。

某考點高考結束后，公安人員在監考老師身上發現大量現金，問及為什么隨身攜帶這么多現金來監考，監考老師無言以對。

一位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應屆畢業生坦言，自己曾經參加過一次高考，并考過了一本線，但是由于成績自己并不滿意，他把成績“賣掉”了：“就是讓別人用我的名字頂替我去讀書，我也獲得了不菲的報酬。”

而一位曾在重點大學就讀的學生告訴記者，有“獵頭”聯系自己讓自己替家鄉一位高干子弟考試，“用別人的名字、照片等一系列檔案報名參加考試，在考場有人接應，對方保證絕對不會被抓住。酬勞是考試費5000元，考上一本、二本等等后續給多少不等”。

在一些人眼里，原本嚴肅的高考變味了，成為一個游戲，財富的游戲，利益尋租的游戲，在游戲的同時，他們把公平拋到九霄云外。

替考的漏洞在哪兒？

“我認為，漏洞出在高考作弊的‘低風險，高收益’上。”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李湘萍告訴記者。

“以前無論是替考或是其他種種高考舞弊行為，大多是高風險的。而近年來出現的替考，多是在地方權力庇護之下出現，組織嚴密，風險下降，而利益又是可觀的。名校的光環不僅給考生帶來利益，而且還給當地官員的政績‘添磚加瓦’。”李湘萍說。

但是，懲戒力度卻沒有跟上。“我國目前沒有《考試法》，只有《國家教育違規處理辦法》。”李湘萍說，“違反規定”和“違反法律”力度相差很多。“目前的懲戒是作弊者取消成績，停考1至3年，并記入誠信檔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但是相對于收益來說，這個懲戒無疑太輕了。而且違法與否難以認定，由于涉案人員多是教育系統‘內部人’，因此，從以往的案例看，大多數人只是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出現大規模替考等舞弊行為的原因在于“參與考試的成員專業化程度不高”。“監考老師、巡視人員等大多沒有專業資質，由教育行政人員擔任。而這樣的內部循環不但不夠專業，而且還缺乏監督。”

中國語言大學教授謝小慶認為，“評價方式單一，多于依賴考試”也是出現大規模舞弊行為的原因之一。

“漏洞”，能堵住嗎？

攝像頭、指紋機、信號干擾……無論技術上多么完備，似乎都有可乘之機。

“我見過放到嘴巴里并且能抗干擾的作弊設備，一些設備還用到了軍事波段。”謝小慶說。

一方面技術上不斷更新換代，另一方面舞弊行為似乎永遠處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追逐狀態。

舞弊的漏洞能堵住嗎？如何堵？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說：“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統籌解決。在民國時期，關于考試有立法院和考試院，考試由專門的考試院來管理，這種管理方法讓考試更加專業化。目前我們的高考歸口比較多，專業性不強，我覺得，越專業化，出現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李湘萍則呼吁出臺專門的《考試法》。“一些具體的違法違紀細節如何處罰，如有異議如何仲裁等，都缺乏法律依據。”

同時，李湘萍認為，目前大學的嚴進寬出政策也給不少通過舞弊進入大學的學生“壯了膽”。“如果大學能加強質量把控，淘汰沒有達到要求的學生，也能給舞弊學生一定的威懾——即使進入大學也還是會被淘汰。”

謝小慶舉出國外考試的例子：“在美國，參加大學或研究生的升學考試一般需要三個方面的成績，筆試占三分之一，平時成績占三分之一，社會活動、教師推薦等證據材料占三分之一，這樣對于一個考生來說，能形成比較客觀的評價。但是我國不同，在我國，高考筆試幾乎占對一個學生評價的100％，只有筆試一條路可循。同時，我們又缺乏信譽系統，如果一個校長為考生寫推薦材料，很多人會認為他們之前認識，有交情。如果能構建社會的信譽系統，更多地考慮考生的過程性評價，降低總結性評價的比例，相信這個問題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多管齊下，立法、技術、大學等多方面通力合作，漏洞是能堵住的。”李湘萍對此很有信心。

截至發稿，記者獲悉，河南杞縣已成立調查組，目前兩名被替考學生的家長、涉事監考老師及主考等已被公安機關控制并接受調查。湖北省教育廳督促有關高校認真調查核實，一旦發現在校學生或教師參與高考代考，由相關高校嚴肅處理。（記者 姚曉丹）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