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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日制”補習班里，補習時間從早上8點半一直持續到晚上8點半，學生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奮戰民辦學校的小升初測試，甚至有培訓學校打算將“全日制”學習模式發展成一個新興的課程項目，并安排專人負責招生和宣傳工作。

　　“我們剛剛結束了一個‘全日制’班培訓，學生們都各自回家準備小升初考試了。”4月28日下午，記者致電成都市望子成龍培訓學校，聽到了這樣的消息。

　　而就在幾天前，早上8點多，成都市駟馬橋某商業樓內的一所培訓學校里，幾名六年級的小學生已經開始一天的“全日制”學習了。

　　今年六年級的王喬（化名）3個月前就開始在這里補習了。“培訓班里一個班級的同學很少，老師問題講得很詳細，環境也安靜，在這里學習后，我的成績提高了不少呢。”最近，王喬一直沒有回學校上課。

　　記者了解到，像王喬一樣到培訓學校進行全日制補習的學生最短的學習一個月，最長的超過半年。參加這種補習班的學生大多成績中等，不過，其中也不乏成績優秀的學生。還有個別學生不在學校上課，也不在補習班里，而是由家長請來培訓機構的老師在家里進行一對一輔導。

　　他們的目標就是“五一”小長假里成都10多所民辦學校舉行的小升初測試。

　　去年4月，成都市出臺了《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按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的實施意見》，規定從2012年起，小升初嚴格執行“按戶籍劃片參加微機派位”的政策。這就意味著想跨區域擇校的家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民辦學校身上。而民辦學校小升初測試普遍早于公辦學校登記報名的現狀又增加了擇校的不確定性。

　　“我想讓孩子讀戶口所在地的一所優質公辦初中，可學校說時間未到，不接受報名；而民辦學校已經開始測試，要是不參加，萬一按戶口微機搖號分不到那所優質初中，孩子怎么辦？”今年3月，家住成都市浣花溪附近的家長閔女士在聯系幾所初中碰壁后，只好把“寶”押在民辦學校考試上。“民辦校雖然學費昂貴，可畢竟教育質量好”。

　　記者調查發現，很多家長都抱著和閔女士相同的態度讓孩子準備考試。競爭的加劇，讓家長們紛紛把希望寄托在考前的“閉關集訓”上。“他們就是沖著這次考試來的。”據望子成龍培訓學校一位龍姓老師介紹，這學期初，不少家長前來咨詢是否有小升初“全日制補習集訓”，學校靈機一動，立即辟出一間教室，安排專任教師辦起了這個“全日制”補習班。

　　“補習時間從早上8點半一直持續到晚上8點半，補習內容就是語文和數學兩門，語文側重閱讀和寫作，數學主要是奧數。”據龍老師介紹，這些都是小升初測試考查的重點內容。參加補習的孩子大多是成都本地小學生，也有幾位來自攀枝花、眉山等外地學校。

　　這樣高強度的集訓效果究竟怎樣？龍老師說，對一直都在培訓機構學習的成都學生來說，最后這一個多月的集訓主要起鞏固強化的作用，而對很多從未學過奧數的外地學生，結果可能是“顛覆式”的。

　　她告訴記者，曾經有一位來自成都邛崍的學生劉燦（化名），之前從未學過奧數，六年級開始在這家培訓機構接受數學的強化訓練，最后直接被推薦去了成都一家有名的民辦學校。

　　據了解，除了“望子成龍”，目前在成都的“戴氏”、“名師點撥”等一些知名培訓學校里，都開辦這種“全日制”培訓班。

　　有培訓學校表示，隨著家長們的需求不斷增大，他們會及時調整策略，以招攬更多這樣的優質生源，甚至有學校打算將“全日制”學習模式發展成一個新興的課程項目，并安排專人負責招生和宣傳工作。

　　“原本只是在初三或高三學生中才會出現的現象，如今在小學六年級學生中也開始蔓延。”成都一位多年采訪培訓學校的同行告訴記者。

　　每個月4000—5000元的收費也擋不住家長報名的腳步，“沒辦法，要是想上某所民辦學校，就得上有民辦學校教師給學生上課的培訓機構，而這些內容，在公辦小學里并不會涉及，為了孩子能上一所好學校，貴也值了”。

　　“就看這次考試結果怎樣了……”4月30日早上，成都西川中學小升初測試考場外，家長張陽略帶緊張地對記者說。

　　張陽的孩子剛剛結束了為期半個月的培訓學校“全日制”補習，這次小升初考試，她給孩子報了3所學校，每天1所，連考3天。

　　“娃娃學習一直都很刻苦，參加‘華羅庚杯數學競賽’還拿了個一等獎，考民辦學校還是很有把握的，讓他去‘全日制’班再增加些勝算。”張陽說，鑒于今年非常激烈的小升初考試，4月15日，她到學校給孩子請了半個月假，然后找到了一家培訓機構的“全日制”班。

　　“半個月收費3000元。”張陽說，雖然也心疼錢，但如果孩子能順利考上，這錢花得也值了。

　　據了解，在成都的培訓機構里，像這樣的“全日制”小班培訓，收費一般都不低。“考前一個月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微博)考前‘全日制’培訓，收費4000—5000元；考前兩個月‘全日制’培訓，收費8000—10000元；如果是一對一名師上課，費用則會更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培訓機構老師介紹。

　　另一位小學六年級學生家長謝勇告訴記者，他的孩子從去年寒假起就開始在某培訓機構進行一對一補課，收費大約6000元一個月。由于面臨小升初考試，就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現在每天在培訓機構上半天課，其余半天完成輔導老師布置的作業。謝勇說：“孩子上的是突擊班，補習15天，收費4000元。”

　　為何家長們舍得下這么大的血本？“你要考民辦學校，如果不參加補習，基本沒戲！”在成都七中嘉祥外國語學校門口，一位家長向記者道破了其中奧妙。

　　原來，每年小升初測試，不少民辦學校在學生報名時都發放了各自往年的考試題和不同的出題方向，這些題目往往都超出了小學6年的教材內容，很多還涉及奧數。而在公辦小學，老師們都會嚴格按照教學大綱授課，不會涉及這么深的內容。孩子們要搞懂這些題目，只有依靠補習機構。

　　“培訓機構的老師會針對這些民辦學校的歷年考題進行深入研究，可以更有針對性地對孩子進行輔導。”這位家長說，他曾經了解過，這些培訓機構的老師很多都來自孩子要報考的民辦學校。“這就基本相當于命制考試題目的老師給孩子補習，誰不動心呢？”

　　而望子成龍培訓學校一位負責接受咨詢的老師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給孩子安排的一般都是七中嘉祥（成都七中嘉祥外國語學校）、成外（成都外國語學校）、實外（成都實驗外國語學校）的老師。”

　　正是因為這種師資優勢，讓一些家長對這些培訓機構十分依賴。張陽的一位同事在4月里的最后10天，給孩子從培訓機構找了5個老師在家補習，還戲稱自己的孩子是“鋼鐵戰士”，從早上8點一直學到晚上10點。“沒辦法，為了小升初，拼了！”張陽還介紹，像她的孩子這樣請假到培訓機構學習的學生，在孩子的學校不在少數。“家長要么找熟識的醫生開一個月或半個月的病假條，要么直接跟學校說去補習，老師們其實都心知肚明。”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這些民辦學校和培訓機構之間是否有利益關系，值得探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全日制’培訓班現象和一些學生課后參加培訓班不同，小學是我國法律規定的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有自己的教學大綱和應該承擔的教學任務，如果老師明知學生離校是去參加補習班，那么學校監管就存在嚴重漏洞，甚至是和義務教育法相違背的。”

　　哪怕是五六年級的學生，也很有可能有五六年的補課史。面對補課市場的火爆，連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有這樣的感慨：假期報名的學生最多，每到那個時候，“就像打了一場大仗一樣，累得會掉一層皮”。

　　如果把小升初比作一場戰役的話，臨考前的“全日制”培訓就是這場戰役的總攻令，而對于很多家長和學生來說，打響這場戰役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更早。

　　蘇楊是成都市肖家河街附近一所小學五年級（2）班的學生，雖然小升初距他還有一年時間，但他參加培訓機構補習的時間卻超過了5年。在他家中的書桌旁，記者見到了兩張密密麻麻的課表。一張是學校每周一到周五正常上課的課表，另一張則是周末和暑期他在培訓學校補習的課表。

　　記者看到，每個星期六，蘇楊的時間基本交給了社會補習機構。上午8點半至10點，補語文；10點半至12點，補英語(論壇)；下午2點半至4點半，是兩個小時的奧數集訓。

　　蘇楊告訴記者，從一年級開始，他就是這家培訓學校的常客了。一二年級時，媽媽幫他報了美術興趣班和拉丁舞興趣班；到三年級，他開始補習英語和數學，“數學就是奧數啟蒙班，老師說這是為將來小升初打基礎”；到五年級，父母又給他增加了語文，這樣蘇楊在學校學的所有科目都在這家培訓機構得到了“對應”。每門科目的補習費用不菲，一學期下來，蘇楊花在培訓班上的錢超過了3000元。

　　而在蘇楊班上，像他一樣從小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占到了80%。“只有不到10個同學沒有補課，我在培訓班上，就遇到了3個班上的同學。”蘇楊說。

　　對家長送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的火爆場景，在一家培訓機構工作了3年的馮麗（化名）深有感觸。

　　從一所師范院校畢業后，馮麗就進了成都這家培訓學校。從此，每個寒暑假對她來說都無異于一場煎熬，“就像打了一場大仗一樣，累得會掉一層皮”。

　　在這家培訓機構，她是一個分校區的負責人，還兼著該校區的初一英語教學任務。“每個寒暑假都是我們的招生旺季，各個培訓機構都會在這段時間鉚足了勁兒爭奪生源。”馮麗告訴記者，最火爆的一天，她接了100多個電話，舌頭都起泡了。

　　據馮麗透露，每家培訓機構開設的課程都大同小異，小學低段著重培養孩子的各種興趣，高段開始著重奧數訓練，兼顧語文、英語學科的補習，到了初高中則完全奔著提高分數而去，根據報名學生的實際情況，分成“培優補差”和“火箭提速”兩個層次授課。

　　“特別是五、六年級的學生，來參加補習的就沒有不學奧數的。”馮麗說，培訓班都實行小班化教學，人數一般20—25人，最多不超過30人，而小學高段的奧數培訓班往往都會超員，最終不得不因為人員爆棚分成兩個班上課。

　　以小升初的名義把孩子送進培訓機構，不僅在成都是普遍現象，在四川其他市（州），越來越多的家長也加入了這支隊伍。

　　4月29日上午，記者在成都七中嘉祥外國語學校門外見到了送孩子參加考試的眉山家長夏先生，從女兒三年級起，他就開始送她參加補習。“本來我們二級城市的教育質量就比不上成都，可成都的孩子都還在補習，你說我們不補，參加成都學校的小升初測試哪有希望？”

　　“小升初考試已經和中考、高考共同形成綁架學生的鏈條，讓學生不堪重負。”熊丙奇說。

　　過去，補課暗含著“差生”、“落后”的意味，只是個別現象。然而當下，補課蔚然成風，補課學生的動機已從“補差”轉向了“追優”，甚至很多家長和學生對此產生了依賴心理。

　　通過長時間的補習真的就能把孩子送進心儀的初中？至少在成都市少城小學一位家長楊女士看來，這是有可能的。因為請了3位老師輪流給孩子輔導數學，孩子參加華羅庚杯數學競賽、奧數比賽分別獲得了一等獎和二等獎，還進了一所優質中學。

　　可是，楊女士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孩子能獲獎，其實都是用時間和金錢堆出來的。”更讓她憂心的是，高強度和無休止的補習已經讓孩子沒有了主動學習的興趣，對補習產生了依賴心理。沒辦法，孩子升入初中后，楊女士又給孩子報了周末補習班。

　　“現在很多孩子都養成了習慣，知道放學后父母會花錢送他們去上培訓班，所以上課時很少積極思考、主動探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告訴記者。

　　記者調查發現，學生對補習的依賴在很多學校都成為了普遍現象。

　　去年秋季開學，成都七中嘉祥外國語學校初二教師小周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袁子豪（化名）和周挺（化名）都是班上成績靠前的學生，上學期末，兩人分別考了全班第七名和第八名。其中數學科目兩人還考了一模一樣的分數：95分。

　　新學期開學不久，學校照例有一次集中測驗。就是這場測驗，讓周老師大跌眼鏡。袁子豪在全班的排名一下子掉到了20多名，數學只考了76分；而周挺則發揮正常，各科成績都比較穩定，名次還向前進了一名。

　　周老師一問，才知道暑假期間袁子豪跟著父母去了西藏、海南等地，痛痛快快玩了一個假期，書本基本沒碰。而周挺剛放暑假，父母就在一家培訓機構給他報了一個“補差培優班”，科目有語文、數學、英語，每天的課表從早上8點半一直排到下午4點半。兩個本來成績相當的孩子，僅僅過了一個暑假，就因為一個參加了補習班，一個沒有，呈現出如此大的差距。

　　隨后，周老師調查班上其他同學發現，約有2/3的學生暑假參加了各種文化課補習班，至少補一門。而不少測驗成績不錯的學生也表示，暑期補習幫了大忙。記者在與其他老師的交流過程中，這一現象再次得到了證實。

　　“以前我們念書，要想取得好成績，全靠自己勤奮努力，可現在孩子一個暑假不補習，成績就下滑這么多，難道好成績都要靠‘補’出來？”周老師陷入了沉思。

　　當前的補課生態也讓在培訓機構工作的馮麗覺得意外，她曾經認為只有成績差的學生才想通過補習提高，成績很好了，還來補什么呢？可第一個暑假招生，她就傻眼了。“相當多成績優異的學生在父母的帶領下前來報名，數量遠遠大于成績差或者厭學的學生，而且成績越好，家長讓他們補習的愿望越強烈。”

　　四川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雷云說，以往我們提到某個孩子需要補課，往往是指這個孩子學習跟不上了，補課暗含著“差生”、“落后”的意味，只是個別現象。然而，現在補課已經蔚然成風，補課學生的動機從“補差”轉向了“追優”，進而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

　　雷云分析說，這表明中小學生“減負”任重道遠。同時，在教育資源極不均衡的背景下，高額的補課費用將貧困家庭的孩子擋在培訓班門外，學生之間的學業競爭演變成了家庭間經濟實力的競爭，這一現象進一步引發了教育公平問題，值得警惕。

　　對于當前環境下家長應該如何看待孩子的成績，雷云心中有一種比較理想的設想：“為什么不能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發展特長教育？我們要引導父母反思，難道孩子的成功只有一種模式？人生只有一種追求？我們為什么不鼓勵孩子按照自己的興趣發展特長，獲得另一種成功呢？”

　　成都市郊區某小學副校長王晴（化名）也表示：“其實，孩子需要的是成長，成長比成績更重要。所以，家長要有更長遠的視野。要讓孩子學會講禮貌，對同學友好，等等。”

　　然而，王晴同時無奈地表示：“雖然我自己是老師，從理性來說，明白什么對孩子的長遠發展最重要，但有時候置身具體環境中，如果自己孩子的顯性成績總是不理想，也會很焦慮。更何況，顯性的成績也會影響隱性的能力。如果總是考全班后幾名，孩子也會懷疑自己，自信心受挫。”

　　顯然，這種現實環境的裹挾力量是巨大的。記者了解到這樣的一個細節：一位校長在表揚全年級第一名的學生時說：“下課時間，她也在復習功課，從不出去休息。”據此，這所學校實行了一項制度：全體學生吃飯后，把飯盒收起來，送到食堂由工人師傅統一清洗。這樣，學生就可以節約洗碗的時間用來學習。

　　“讓孩子快樂成長的愿望誰都有，可如果沒有好成績，我們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憑什么有好前途？”一位家長無奈地表示，“就算再糾結，可只要感覺孩子還能夠承受，我們最終還是會選擇送孩子去補課。”

　　“其根源還是社會評價體系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如果教育均衡的問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一種亂象被制止了，還會有另一種亂象涌出來。”熊丙奇說。（鐘森）

　　（中國教育報 鐘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