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沒能幫她分擔” 畢業論文是女兒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訪。當問到下崗這件事,蔣易澄踩到“禁區”了。 “你寫這個東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種(深挖),不要影響你的前途,過都過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個馬蜂窩了。真的!”李桂珍囑咐女兒。 1999年,李桂珍下崗。有數據統計,在1998年至2003年的國有企業改制中,全國下崗工人高達2818萬。 剛上初中的蔣易澄并不清楚母親身上發生了什么事,只記得有一段時間,母親總是忙著寫東西,看資料,經常接了個電話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來才聽說,母親和其他一些職工在聯名上訪。 早在李桂珍下崗前,“七礦”已經停產了好幾年。由于鈾礦山資源枯竭,“軍轉民”的小項目效益不高,企業一直虧損。廠里領導鼓勵職工自謀出路,蔣易澄的父親是技校畢業,有文憑,找了個機會調到市里給領導開車了。 李桂珍沒有這種機會。她接到單位電話,回去開了3天“動員會”。領導在臺上說,“七礦”轉過年就要破產關閉,職工能調走的調走,接近退休年齡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買斷工齡,能拿到四五萬元的“退職費”。李桂珍選擇“買斷”,然后用退職費在市里開了間雜貨鋪。 可實際上“七礦”堅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產,沒有響應動員“買斷”的員工照常領工資,挨到企業破產時接近提前退休年齡,直接回家領退休工資了。李桂珍醒悟過來,企業“減負”,自己被“就地解決”了。“就像一個圈套”,她咽不下這口氣,開始和同事寫聯名信上訪。 在蔣易澄的觀察中,這件事對母親是個巨大的傷害,也促成母親自我意識的覺醒。“母親意識到曾經那么賞識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統也有欺騙、唬弄自己 的時候,為它作了那么多奉獻,也應該有主張自己權利的時候。母親也意識到,曾經以為可以依靠一輩子的‘大樹’,總還是有枯萎、傾倒的時候,不能不早一些豐 滿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來。”她在論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識覺醒”的代價是:丈夫被單位領導叫去談話,家里的小賣鋪被定為“黑據點”,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單”。她不想連累家里人,“干脆離婚,我還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這個公道討回來!” 蔣易澄的爸爸當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兒采訪時,他只是一笑而過。可李桂珍在論文里看到這句話時哭了。丈夫當時安慰她:“你就在家呆著,我有吃的,也不會餓到你。”她覺得自己當年沒看錯人。 母親爭取利益這件事,蔣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時間她經歷的思想上的壓力。她要顧慮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讓她妥協,她會挺痛苦的。原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沒能幫她分擔,一想確實,哎呀……”她突然停住,說不下去了。 爭取權益失敗,雜貨鋪也開不下去,李桂珍成為徹底的家庭主婦。她覺得自己“被社會淘汰了”,廣場舞也懶得去跳,每天就窩在家里沙發上,給婆婆繡 十字繡,給女兒織毛衣。在重復的一針又一針里,脾氣變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發火;路上遇到熟人問她最近在忙什么,“這不是在家待著嘛”,她三言兩語帶 過,不再像過去那么熱情。 “就感覺英雄無用武之地!”李桂珍皺著眉頭說,“我有一身的勁,但沒地方使,做這樣也不成功,做那樣也不成功,對自己失去自信,覺得無能,走到哪個地方都矮人一截,覺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與外界接觸,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崗的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她的一個同事得了抑郁癥,一個天天在家打麻將,夫妻一起下崗的離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學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兒懂事。李桂珍下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還要自己攢下錢繳養老保險。“有幾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個星期才用 7塊錢啊,你說我和我姑娘咋過來的?我跟你說,就是天天蒸饅頭,熬點粥,燒一個湯,就可以吃一頓了。”中學生過生日流行請來請去,要好的女孩子們湊錢買禮 物,這種活動蔣易澄很少參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過的。 “哎呀,我們還是虧欠閨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蔣爸爸突然這么對妻子說。 “她爸也是相當難過啊。”李桂珍嘆了口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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