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行動網絡成形 非戶籍生小升初同城待遇解決后,2010年6月,6位家長開始第一次去教育部走訪,推動異地中高考問題的政策啟動。“從有意識到行動很難。”“跳舞”說,觀察了半年后,她才第一次跟著家長們去了教育部。“去了也不知道跟誰談,說什么。” 她記得有一天,20多位外地家長在一天的時間里在教育部、市教委、市信訪辦和市政府的信訪窗口來回奔波,坐公交車、倒地鐵,沿著河堤排著隊三三兩兩地走著的都是人到中年的家長,十分感慨。 最后家長們都發現,只有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信訪辦才是“唯一能接收家長的資料、說兩句再被打發走”的地方。8月底國務院發通知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臺異地中高考政策后,他們從每月最后一個周四赴教育部,改為每周四去北京市教委,在媒體的關注下,把這兩地變成了一個申訴的舞臺,穿著“教育公平、以人為本”的白色T恤,踩爆“我要高考”的黃色氣球,“兩會”前要求和袁貴仁部長對話,辦行動歷程回顧展,申請信息公開…… 今年以來,這個“舞臺”也漸漸成為京籍和非京籍人士對峙的“戰場”。7月5日這天,教育部門前開始出現第一個來和外地家長對峙的北京市民。10月11日,北京市教委門前來了七八個拍照和罵“滾出去”的北京市民。10月18日,30多位北京市民阻撓請愿方的志愿者打開攝像機,周圍居民錄下了這段沖突升級的8分鐘視頻。11月29日,來到市教委門前的50多位市民與家長團發生肢體沖突,“他們還故意在垃圾桶里放火,把消防車叫去了”。“一生”澄清“這些前來挑釁的大多是北京的年輕市民,并非京籍家長”。 為了壯大力量,請愿團四處征集外地家長簽名。“胡楊”等跑海龍大廈、五道口、金五星市場、藍島麗家家居城、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甚至直接去外地孩子多的學校等家長。如今,包括網絡已經征集到10萬簽名。 2011年3月和5月,他們還在學者、N G O的支持下召開小升初和異地中高考政策的研討會。張千帆等北大清華的憲法學者、陳丹青、冰心的女兒吳青等都是座上賓。這年10月,他們甚至召開了“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民間方案”的新聞發布會。“盡管每一次活動的場地都被迫頻繁變換。” 家長們的“成長” “跳舞”第一次去參加研討會時,還不太能聽懂學者們所說的權利,記得有一位學者說“家長們這么做是以卵擊石”,她還很不高興,“依賴專家和媒體來當救星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家長們作為一個弱勢的命運共同體,最終只能依靠自己”。 2010年底,家長們在法律學者的動議下開始游說全國人大代表。網上搜集他們的郵箱地址,給他們郵寄了100多本家長簽名冊,留下電話的“胡楊”只收到了3個回復。他們聯系每年呼吁放開北京“綠卡”的茶企董事、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約見了他的夫人、北京市人大代表朱麗莉。2011年北京“兩會”,朱麗莉后來頂著壓力聯名十幾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議案。 今年全國“兩會”,“游說人大代表的影響力一下子爆發”。家長們事先搜集了400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聯系方式,快遞出2494份議案提案資料,并在“兩會”期間廣泛聯絡媒體報道家長案例。全國“兩會”期間,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表示,教育部的“高考方案”“上半年”就會出來。 去年11月17日,騰訊網《記錄》欄目跟拍了非京籍家長張建黨和天津家長赴教育部請愿的視頻,并推到了新聞首頁。“原來不足20個Q Q群,一個月增加到50多個Q Q群。”“一生”說。 2011年7月,從內蒙古包頭來京的IT從業者杜國旺(“一生”),加入并成為家長行動網絡的核心成員,召集家長開會策劃行動和討論分工,到這年底,形成了“胡楊”總體協調、“一生”聯絡學者、“跳舞”聯絡媒體,“游子”統籌各區聯絡人的工作團隊,并對各區團隊做了層級化分工。 “跳舞”覺得自己和“胡楊”、“一生”的不同在于,“我不是斗士,只要我的孩子的中高考問題解決了,我就不會再參加行動”。她的兒子今年在北京讀初一,“如果政策不達標,明年我們會送他回鄭州,進寄宿制學校,或者我辭職回去帶他”。 做過中小學老師的“一生”則制定了一個“從推動教育公平,到推動素質教育和高考改革”的系列計劃。但如果孩子不能在國內參加高考,“我會賣了房子讓他出國,北京對我則沒有任何留戀,會考慮換一個城市居住”。 山東家長“桃源”的孩子已經回到家鄉讀大一了,關鍵時刻她還是會站出來參與北京外來家長的行動。“我們爭取的是做人的尊嚴,不能讓別人的孩子重蹈覆轍。”她說。 “依賴專家和媒體來當救星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家長們作為一個弱勢的命運共同體,最終只能依靠自己” ———家長團成員“跳舞”,她2005年帶著兒子從河南鄭州遷居北京 南都記者 吳珊 (南方都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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