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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半數學生寫作業時間超過1小時 超六成中小學生接受各種課外培訓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書包，疲憊地走向學校或是形形色色的課外輔導班。這是個在中國家庭中并不陌生的場景，在今年“兩會”上，曾被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葛建平委員苦澀地喻為“小馬拉大車”。“為孩子減負”，也因此成為公眾不斷高漲的呼聲。

　　今年3月，各地教育部門紛紛對學生在校時間、考試次數、作業量等作出明文規定，力度之強硬、態度之堅決，被稱為“史上最嚴‘減負令。

　　5月30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形成自全國31個省份中小學生、中小學教師及家長的4701份有效問卷的《國內中小學“減負”情況調查報告》。

　　報告顯示，“減負”后約有22%的學生課業負擔“明顯減輕”或“有所減輕”，近半數（47%）的學生課業負擔維持原狀，31%學生的課業負擔“有所加重”和“明顯加重”。

　　據介紹，為衡量“減負”政策對中學生和小學生分別有怎樣的影響，課題組將中學生和小學生的課業負擔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顯示，盡管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維持原狀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小學生在課業負擔“明顯減輕”“有所減輕”的比例大于初中生，而初中生課業負擔“明顯加重”的情況多于小學生。也就是說，相對于初中生來說，小學生的“減負”效果略好。

　　此外，在對不同地區“減負”的實施效果的觀測中，課題組將六個代表省市（北京、上海、安徽、湖南、甘肅、重慶）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變化情況進行了比對。結果顯示，北京課業負擔減輕比例最高，有60.5%的學生表示“減負”后課業負擔減輕了；上海課業負擔減輕比例最低，為16.1%。而課業負擔加重比例最高的為湖南，有35.5%的被調查學生表示“減負”課業壓力不減反增。

　　“即便是‘史上最嚴’，效果也不好說。”對于這樣的結果，有家長表示并不意外，“剛開始是興奮，后面就是惶恐，大把的課后時間交給咱們，反而不知該怎么辦了。況且，光是減輕負擔效果不明顯啊，考試難度、錄取分數線依然沒變。”

　　初中生的作業壓力要大于小學生

　　課題組同時對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用時進行了調查。

　　報告顯示，完成家庭作業用時在30—60分鐘的學生比例最高，占整體樣本的34%，還有23%和32%的學生分別每天需要60分鐘和90分鐘以上來完成作業。就小學生而言，完成家庭作業時間在30—60分鐘的比例最高，占小學生樣本的41%；初中生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在90分鐘以上的人數最多，占初中生樣本的49%。初中生的課業壓力要大于小學生。

　　而在課題組調查的六個代表省市中，中小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在30—60分鐘的居多，上海市是完成作業時間在90分鐘以上所占比例最高的地區。幾乎所有代表省市都有超過50%的小學一二年級學生需要完成家庭作業，就連北京這樣有明確規定的地區這一比例也達到了52%，而在湖南和安徽兩個省份，這一比例已突破90%；同時，所有代表省市都有一定比例的初中生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超過90分鐘，其中重慶這一比例最高，達到78%，而在北京盡管有“減負令”的約束，但這一比例仍然高達60%。

　　課外培訓占用學生時間

　　此前“最嚴‘減負’令”一出，就有專家預言，“每當教育部門要求學校減負，最高興的就是社會培訓機構了，前去報名的家長更加踴躍。”

　　這個預言在此次報告中再次得到驗證。

　　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學生中，“從未參加培訓”的有41%，每周參加培訓時間在1至4小時之間的學生有45%，課外培訓時間超過10小時的有2%。同時，盡管大部分被調研學生完成課外作業的用時在60分鐘以下，但仍有7%的小學生和18%的中學生完成課外作業的時間在90分鐘以上。

　　報告同時強調，代表地區的中小學生“沒有課外作業”和“課外作業用時少于30分鐘”的均超過半數，明顯低于完成家庭作業的用時。

　　“學校教育僅僅是整個教育中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僅僅給學校教育減了負，而同為教育環節上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沒有相應的措施跟上，其結果只能是把其他環節的功能也異化為學校教育。”“減負令”下，面對課外培訓市場“高燒不退”，有專家如此評述。

　　減負工作亟須加大監管力度

　　盡管重拳出擊后，治理效果不盡如人意，但每次“減負令”的發布總能吸引公眾關注。此次課題組就“公眾對于‘減負令’最關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無論是學生、家長還是老師，對‘減負’問題的關注都集中在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和長期性上，如何將‘減負’問題落到實處并長期執行是關鍵。”課題組相關負責人表示。

　　報告顯示，在五項最受關心的問題中，提及率最高的是“希望政府加強減負的監管力度”，為2391次；其次為“擔心一陣風過后又是老樣子”，為1855次。而“希望能夠有效控制課外培訓”“擔心作業減少，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學校減負了，家長反而在給孩子加負，結果還是沒減輕”等分別為1515次、1215次、1214次，也代表了相當多家長的憂慮。

　　不少家長反映，“減負”如果只是一味“單兵突進”，未來仍難成功，“只有當減負形成一種社會認同的機制，才能真正讓學生、家長、學校放心減負”，有關專家強調，除了繼續推行包括教學內容、方法、評價等在內的新課程改革外，還需招生錄取制度的配套改革，并須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光明日報北京5月30日電 光明日報記者 鄧 暉 光明日報通訊員馬文華）（光明日報）